重压之下步步坚持: 跨世代记者谈香港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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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凯鸣

重压之下步步坚持: 跨世代记者新闻自由

 
重压之下步步坚持: 跨世代记者谈香港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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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0年世界自由指数,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七位,不但是史上排名最低,更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明显”。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排名下跌原因是在港人要求民主的示威期间记者所遭到的待遇。两位跨时代的香港记者回忆了抗议运动期间的亲身经历,其中一位从业十几年的资深报人说,在香自由“半死”的状态下,新老记者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坚持”。

“这个排名其实很可怕,香港作为一个发达地区,但却挤不进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陈朗升是《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也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执行委员。从业16年,他观察到香港的情况每况愈下。 他说,“最严重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资讯的接触;第二,是记者的采访权利,第三,是受到资金来源的压力。”

警察暴力、财团压力阻碍记者采访

回想起去年开始的社会运动,陈朗升曾经多次被胡椒喷雾喷中,又被催泪弹的碎片射伤。 “6月12日当天,我见到有军装警员拿着胡椒喷剂,喷射采访的记者。我们是否做了暴力或违法的行为?没有,我们只是在拍摄。”他看到记者遭到警员辱骂,被布袋弹枪打中背包以及印尼记者被攻击致永久失明,陈朗升感慨今天作为记者,需要付出代价,也直言已经做了被捕的心理准备。

陈朗升表示,香港主流传媒几乎全部由大财团提供资金,而这些财团往往跟政府关系千丝万缕,为旗下记者报道造成困难。 “我认识一位记者,在亲北京的传媒机构工作,他曾撰写一篇报道,但报道刊出时,他发现内容被大幅删改,跟原稿完全不同,但没有人在刊登前通知过他。 ”

学生记者初见证新闻自由困境

除了富有经验的记者,反送中运动亦为初出茅芦的学生记者提供了演练的机会。浸会大学的学生记者Chole在6月9日的游行首次外出采访,也首次感受到新闻自由的紧缩。 “当天第一次采访示威,我没有预期过自己会被速龙小队(特别战术小队)持枪追捕。当时我拿着摄影机,很强烈感受到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却要受这样的对待。”

Chole从前认为,香港有不同立场的报章,记者可以撰写有兴趣的题材,算是相对自由。然而作为学生记者的经历,改变了她的想法。 “科技大学学生记者被校内高层警告报道题材要小心还择,说高层有留意他们的立场。作为学生记者应该是最自由的阶段,现在连我们也会被刻意阻挠,我没有办法想像我两年后毕业,成为真正的记者,可以写什么报道。”

北京政府2019年10月宣布,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参加考试,检验对思想的忠诚度。Chole很担心香港媒体将来也会变成官方喉舌。

Chole有心理准备在示威现场受伤,却没有想过即使在校内,编采自由也会受阻。一次她正在采访中国大陆学生撕下民主墙上的文宣,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下遭到这名学生的攻击。 “我当时有佩戴记者协会的记者证,却仍然在保安在场的情况下被该名学生攻击。作为记者,我坚持中立客观,不干扰现场任何事,现在却反过来被干扰采访自由。”

一步一脚印 捍卫新闻自由

经历被警察追捕,也见证身边的同学被拘捕和中弹受伤,Chole坦言也有思考过将来是否要成为记者。 “你永远有预感下一个被捕或受伤的就是自己,但思考过后我仍然希望当一个记者。如果连执法者的行为也没有足够的监管,小众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没有人理会,他们受到的不公也会越来越多。”

“我仍然打算当一辈子的记者。”作为老前辈的陈朗升也这样说。他认为,由现在的半死,到将来归零仍有距离,没有人知道需要多少时间,但在这期间,公众利益和市民知情权只有靠前线记者去努力争取。

他说:“在财团压力影响下工作的记者,他们可能要为一个字、一个镜头去争取;学生记者年轻力壮,则多跑两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唯有靠记者一步一脚印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