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美:3.20拘留所刑满被转移看守所周年记

去年2019年两会期间

3月4日我带着的女儿在王府井募捐被带到就近派出所后再送至马家楼

3月5日被地方带回河南新乡辉县市公安局

3月6日凌晨被送至就近的所拘留15天。讽刺的是,这天正是我女儿接种致残周年的日子(同一天接种了中国科学院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以及北京天坛的麻腮风减毒活疫苗)

3月20日拘留刑满又被转到看守所

在拘留所,无不见防自杀或攻击他人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铁床是焊死的,单人单床,每屋6人,头朝外脚朝里,不许蒙头睡觉。 就连鞋带也是违禁品,一律被保管。没了鞋带走路自然不适,男女创意的把衣服上的线头用来当鞋带绑在鞋子上。

李新给我送的床单也被拒,许是为了防上吊。

窗明几净,和家庭窗户高度差不多,里层有铁网隔断玻璃,或防有人打砸玻璃或自杀。 电视高高的放在门的顶上方,防止有人打砸或触电。
尤其是牙刷,也做到了安全措施,用时只能把牙刷套在手指上刷牙,
我就想笑,自杀方法有多种,真有人决心赴死要自杀,谁也拦不住,也绝不给你拦的机会。但不排除有人为了引起重视,会以打砸自杀相抗议。

这些自杀或抗议对我来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也不会选择这样去做。
地上铺有白色磁砖,墙上有半截矮墙也贴上了磁砖。因拖把有味,拖地基本用别人丢弃的毛巾来用脚踩着拖地。洗手池与蹲厕就在头部位置,沐浴龙头也在洗手池旁边,基本没热水,除了蹲厕有半矮墙遮挡屁股外,均敞开无遮掩,摄像头一览无遗。并且在监控画面的屋里,值班的都是男管教……

在另外一个屋有家庭式玻璃隔断间沐浴室,没摄像头,我提出洗澡要求,告知说没热水。

每人配有大塑料箱子,置放衣物纸之类。 每天早上6点广播音乐催起床,把被子折成豆腐状,再洗脸刷牙拖地。早餐带碗到院子里,男女全体集合报数(约80人左右),然后打粥领馒头,带回屋吃饭。 8点看电视,到了10点,男女自带塑料凳到院子有序放风,听所长号令把凳子放背后起立或坐下,然后晒太阳聊天。

所长叫我上去聊二句,我也就顺势而为的跟大家介绍,我网名叫侠女十三妹,出去了可以搜公众号联系我。我是因为孩子疫苗致残后,各个部门踢皮球不负责,为了自救,在北京募捐被拘(以至每天放风,男拘友们起哄喊十三妹。就连所长单独找我出院子聊孩子的时候,其他男监室也十三妹的叫个不停。所长就笑着说叫什么叫)

11点吃午饭,大多数是面条,偶尔周三一次米饭。完了午睡二小时,二点起床看电视或看书。4点放风,5点打粥领馒头。因我是贵州人,在贵州长大,实在受不了粥馒头的日子,所以我基本上中午多打一点面条,盛起来晚上就着热粥一块吃。

晚上6点坐凳子上看电视,到了9点关电视睡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整夜开着灯睡觉,规定又不能蒙头,我只好用小方巾光蒙着眼睛,她们笑称死人才蒙脸……(到了看守所,连蒙眼睛都是奢侈,都被明令禁止,谁蒙脸就全监室人连带禁止购物一个月左右)

期间,有二位俄罗斯女孩,据说是包夜被拘,也不知道在河南能挣啥钱,这么美貌不去天上人间可惜,不去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被拘的份。另外几个女孩,自称是郑州过来打架斗殴被拘,几个大姐偷偷议论说其实也是包夜才被关进来(被抓无不是因在大陆性工作非合法化)
同被拘的,上访者居多,有的在车站还没上车就被拘。有的还从未去过北京,网上票是买了,人还没去就被拘。有的什么也没干,直接从家带来被拘有之。目测是两会期间,为了稳定分子采取的措施。所以她们说还是我划算,好歹在北京干了一票再被关,值。我说值不值,得看他们解决的力度了。

另有打麻将被拘,有骑三轮车没上牌子被拘,有种罂粟被拘(自称说并不知道是罂粟,只当花草种在院子里,平白无故就遭人举报)

在里面总的来说挺愉快,和室友们唱歌跳舞,经常被管教民警叫停,要么看电视,要么就一个人安静的看书。对于我这种独立思考的写手来说,进了那种环境,条件太有限,对书也没啥可挑的空间,能向男区借到啥书就看啥书,反正就是打发时间,什么,故事会,知音等等不入流的书籍。当时想起了凤姐的那句:我看的知音,故事会,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比……

所幸惊喜看到了少有的张鸣和杨佩昌老友的文摘。

我进去没几天,李新带着兄妹俩和村委会的人,以及陌生民警,拿着执法记录仪去拘留所见了我。

我看着怯生生的儿子躲在李新身后,我故意找话题问儿子,今天周三怎么没去上学呀,今天穿这么少冷不冷呀,今天你爷爷是不是捡破烂去了呀,今天是爸爸骑车带你们来的,还是警察叔叔开车来的呀。儿子全然没回答我,这与他平时性格极不相符,也许看着周遭在旁的民警,儿子明显是与我一起被抓时给他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倒是少不更事的二岁半女儿无所畏惧的喊妈妈,在李新怀里一直蹭过来要我抱。我问想不想妈妈呀,妹妹拉长声音说想。我借机说可以亲亲妈妈吗,妹妹说好,然后小嘴凑我脸上亲了又亲。我说我可以亲你吗,妹妹也说好………

这一切的一切,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了下来。不知道他们领导是否有在看,看了又作何感想。也或是没什么刑事需要,压根就懒得看。

他们这次来,是转达有对孩子救助的意思,金额是几千元,让刑满出去签罢访协议。

孩子疫苗致残一年,一直在治疗中,用几千元打发我,说的好像我是为了几千元来拘留似的。我提出要求,等出去了请帮忙约见管事的领导,我要和领导谈谈。 李新拿出行政复议,让我签字按手印,称去过新乡,对方说要我本人签字委托才能行政复议。

临走的时候,李新把妹妹从我怀里抱走,妹妹哭了。越走越远,仍然能看见妹妹哭着用稚嫩的小手伸着要妈妈,要妈妈……

儿子仍怯生生的拉着李新衣角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

兄妹俩那情景可谓是,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的心酸感……

(只是我未想到的是,等再见到孩子们的时候,是在10个月以后了,李新带着孩子们去看守所迎接我,妹妹都不认得我了,都直喊我阿姨)

我在里面一再让所长跟拘留我的市公安局带个话,要求他们刑满那天接我出去约见领导谈孩子救助一事。所长表示这事不是他管的范围,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让门卫打电话叫车送到家再付钱即可。

到了3月20号那天,四点放风时机,突然有人喊我收拾衣被走人。我暗暗想着所长不是不通知么,咋这会来人提前一天接我了呢?按理要等明天早上8点刑满出拘留所才对。

无论怎样,我都很高兴,就把好消息告诉了同监室的人,意指可能有人安排领导面谈关于孩子疫苗致残救助事宜。最要好的小芳也高兴的帮忙抱被子出所送到门卫室,把被子放桌子上就速度的回了监室。(也至于事后,小芳通过所长才知道我被到了看守所。小芳出来找到我的家人,也说当时我在拘留所高兴的以为是回家约见领导呢) 面对的是一位穿警服的陌生男面孔(事后入看守所提审我的就是此路某),以及之前去北京押解我回来的市公安局特警正拿着执法记录仪对着我。我当时高兴的想着既然是市公安局来接我,那肯定是约见领导面谈,孩子救助有望了。

我高兴的问门卫,水杯牙刷牙杯啥的我不要了,是搁哪里好?门卫说等下你出去的时候扔外边就行。我边说边整理桌子上的衣服和被子。

陌生民警开口了,说你是何方美吧?我说是。对方说我是辉县市公安局的(边说边拿着警官证晃了晃,我没看清楚,要求重新看,对方没理会。相较这几年接触的民警,第一次有人主动亮证件,算是进步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打了招呼:何方美不好惹,证件一定要带齐并主动亮出来),我给你宣读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刑法,何方美涉嫌罪,送往新乡看守所。请你签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故意靠近贴他脸上让他再念一遍,他倒是真念了。我就来火了,一把夺了文书看了看,提出质疑问难,我在北京都没有被处罚,你们带回来处罚了我15天,我已经受到非法处罚,现在又要送看守所,这样知法犯法对我一事二罚,凭什么让我签字。

对方说签字表示我已经向你宣读,并不代表你被逮捕,也不代表你就要坐牢。只是送看守所,而不是送监狱。

我坚决不认可他们的非法行为,也坚持拒绝签字。

路某说,我再问一遍,你签不签? 答:不签!

不签是吧?

说着对方就在纸上飞快的写道:何方美拒绝签字。

完了路某凶神恶煞的说:带走!

我呆原地抗议,说好的15天刑满出来签罢访协议拿救助款给孩子治病,你们凭什么带我走,你们是在破坏我和地方的谈判。

路某就掏出手铐把我铐上,我说凭什么给我上手铐,我又不是杀人犯,案子在法院判决前我仍是嫌疑人身份,而不是罪人。你们这是滥用职权。

路某不予理会,我提出需要书面手续,对方说24小时内会送到家属手里。

就这样强行把我带出门卫室,我要求带上桌子上的衣服和被子,这样也免得再让家人送,但均被拒。我说那带内裤总可以吧,路某仍然态度强硬的不同意。

我甩开他们架着我的不适感,表示自己会走,请不要推我。

明明刚刚门卫还说走的时候把不需要的用品带走扔掉。现在衣服被子都不让我带,别说是扔东西了。不知道他们的套路是有多深,是有多分裂。

上了车,上面坐着之前送我去再送至拘留所的女民警。我笑称你怎么来了,对方说你涉嫌寻衅滋事,所以要送往新乡看守所。我说我已经被处罚过了凭什么又往新乡看守所送,对方说这是程序云云。然后不再理会我。

一路上,没人防备我。我无所事事的看着窗外的春风在吹着,油菜花在飘着,人在路上行走着,车辆也在飞驰着。又或似乎感觉花草树木有在发芽或已发芽的迹象,因太远也不太确定。这些景色与我隔绝了15天,感觉是那么的遥远,现在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看到春夏秋冬又一春的惆怅感。

开始担心李新,担心孩子们,我被抓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一定很担心我,也许被连带软禁怎么办?无助的等待中耽误了孩子治病怎么办?这些手段不是没可能,这些都是熟悉的场景,只是以前身在外面,现在正去往里面的路上。

拘留15天,有日子可倒数,去了看守所,是个未知未觉的路。想起传言709律师们及其他敏感人士被殴打被刑讯逼供的场景,或有被致死,或有被致残,或有被药物控制其精神,让其不再有独立的思考。

通往天堂还是地狱,我无从知晓。

想起曾经我和李新打趣说,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杨佳,或夏俊峰,或孙志刚,或雷洋,如果因此推动了疫苗重新立法,我死而无憾。但怕的就是人死了,制度未改,得不偿失,也死无其所。

我,是否能让这个体制改变,何方美不得而知。但不做,就不会有改变。做了,哪怕就算失败了,起码我会对自己说:他妈的,至少我做过!至少我试过!

但是我,何方美,不会主动选择暴力去报复任何人,更不会选择自杀。如果我死,也是他杀。若真到了死亡的时候,请你不要悲伤,好好的替我爱孩子们。 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李新,全然不顾有司机在场。

李新一副没有危机感满不在乎的说,放心吧,你会没事的,想多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们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倒霉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度过难关的。虽说政府的补偿确实不是那么爽快,但解决孩子的问题是迟早的事,我们要加速的推动。

想起这些,我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能有泪流下来,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有恐慌感,这样他们会得意洋洋的认为在精神上打败了我,这是他们所期望的。

我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如何,我是担心孩子们因我连带被如何。我好想念我的孩子们。

孩子疫苗致残,从来不见有辉县卫生部门的人站出来解决问题,把事情甩给了公安机关,敢情公安机关成了卫生部门的贴身保镖。

这几年和办案机关打交道不下50次,无论是北京,还是辉县老家,打电话约见我,我以不是管事领导为由拒见。有时打电话要我去趟派出所,我也可以说除非你能解决问题,否则我不去。甚至我也有可以不接电话的时候。

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可以提出要求亮警官证,要传唤证,还可以拒绝去派出所,要见就见管事的领导等等。身为公民,用法律和他们斗智斗勇的那些对话情景,自豪感不油而生。

虽曾有过与孩子被强行带回关在派出所,最后24小时也放了人。

但现在,我没有选择,只有被动的份,他们全权也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假装戴着面具,现在干脆自个直接撕下面具来强制把我带走。

明明之前在拘留所唱歌跳舞看书看电视,每天早睡早起,还倒数着15天日子临近就可以回家。想起这些,再看现在,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真特么的讽刺。我没有心情如以前那样和办案人员嘻笑怒骂,谈笑风生,现在这样做只会自讨没趣,显得贱人就是矫情。他们就算要杀我也如杀蚂蚁。

明天,一定是爆炸性的新闻,明天,李新一定会被采访。

一路上想着,不知不觉中,车没在国道上直线行驶了,而是在马路边开始改变方向,车辆径直开进了一条小道,我喵了一眼看到了过渡监室的大牌子。大概开了50米,车辆拐进了院子,下车,解手铐。我环顾四周,一看是戒毒所,明显不对路啊,明明安的罪名是寻衅滋事啊,莫非把我往戒毒上扣?这样就可以以戒毒名义合法的对我五花大绑让身体失去自由?或强制吃药? 随着他们进了大厅,量血压,抽血,拍胸片,全程基本上没有防备我。

完了出大厅,听到他们在议论是否需要给我戴手铐,当决定还是戴上的时候,我心想,是体检不过关不适合羁押要放我回家吗?还是说转移阵地呢?

我就直接问他们新乡看守所在哪里,他们说在隔壁,再走走就到了。我才明白原来还是要送看守所的。

车辆开了10米就进了院子,一看确实是看守所,果然离戒毒所这么近,不难理解体检的时候讨论是否需要戴手铐。车辆进了院子,下车,进了门卫登记室,随同人员在办交接手续。 看到有律师进出会见室,想到曾经为律师呼吁,现在我也要面临会见律师。也想到很多人不被允许律师会见,心里五味杂陈。

过了一会儿,来了位男医生,手拿着表格,问有没有外伤或手术伤。我撩开头发,示意我双耳先天性无耳廓,无耳洞,听力差,曾经手术打开过耳洞,本想听力会比以前好,手术后听力反而比以往更差。

随同的路某及女民警和特警,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我自恋的脑补:也许不是残疾歧视,也许瞬间有过惊讶的思考,这个为疫苗致残的孩子维权的母亲,上级要求抓的对象居然是个残疾人?

是不是剧情太狗血太不可思议?……

他们反观之前的恶劣态度,反倒客气的让我先坐着,说着客气的把我手铐解开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位女管教,看了我胖瘦,问了鞋码多大。给了我一张监规,问是否识字,识字就先看着,呆会在监规上签字。我花时间看完了几十条监规,我对监规里说到的那句,允许和家属律师通信啥的,我就产生怀疑,这可是有不少敏感人士不被允许律师会见和通信。女管教说,你看的真仔细呀。说完就走了。

不久,女管教就带来了一套包装未拆封的新衣服及机器批量仿制的千层底。拉开布帘守着我,要求全部脱光检查,连扎头上的皮筋也不放过。我提出请求:肩膀上的执法记录仪这样对着我,是不是得尊重一下我的隐私?对方客气的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你要适应。到了里面都是人,24小时都是监控的,所以你要适应。我说:洗澡上厕所也是暴露的?对方应了说是。

检查完,示意我穿新衣服和鞋子,把换下来的衣服给了随同人员。然后戴上看守所的手铐,一道门一道门的,进了看守所,在里面还有一个大厅。路某也跟随着去大厅办理手续,我就当着看守所的女管教说,连国安都没有把我怎么着,他一个小小的市公安局真拿我说事,我孩子被疫苗打残了,没人管,我自救募捐反倒把我抓起来了,怎么不去抓疾控中心的刽子手!

路某好奇的凑上来问我,国安因啥事找过我?我说,能啥事,孩子的事呗,你信不?路某识趣的再也不问了。我说,想知道你可以去问国安,不是问国保哈。

女管教就和我闲聊起疫苗,如果不是我孩子疫苗致残,她一直认为疫苗是安全的。送我去监室的路上,女管教说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问哪不一样,回说心态平和,敢说话,不像别人大吵大闹哭哭啼啼。

进监室的时候,6点天仍没黑。倒是屋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全部齐刷刷的回头看着我这个新人加入进来。她们赤着双脚,双手靠在背后,整齐划一的站通铺上,靠窗站着,抬头看着高高的窗户上面,我不知道她们这是要做什么。

进屋第一件事是环顾四周,蹲厕洗手池沐浴龙头啥的和拘留所位置大致一样,只是不像拘留所那样亮堂,地面是地流平,墙上也没有磁砖。窗户与楼层阳台齐高,正看着,管教民警从窗户那巡逻经过要求报数,听到监室的在押人员们喊123……才知道原来站着是等着报数,牢头担心我这个人新人接不上,就替我报了数。报完了数全体人员三人一排盘腿坐在铺上,牢头下令不许大声喧哗,不许交头接耳。

牢头单独找我登记情况,问是否有前科,是否拘留过,是否进过看守所,这次因啥事进来,家庭情况等等。

完了对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为了孩子疫苗致残募捐被抓,请大家照顾一下这个听力不太好的小妹妹…… 问我是否吃过饭,得知我没吃后,牢头就说打饭点已过,所以没粥没菜,只有预留的馒头。对于挑剔的我来说,居然饥不择食的也就着吃了。管他呢,活着最大。只是搞笑的是,因牢头对别人那么凶,对我却如此温柔的好,好到我吃馒头噎的都不好意思要水喝……

我这人就是这样,谁对我不友善,我就提出来或以牙还牙。谁对我好,我就是忍着也不想麻烦别人。也因这个吃了不少亏……

差不多到了7点半,解散。牢头给了我全新的容易起球的劣质毛巾,老式塑料牙杯,和拘留所一样的无柄手指牙刷。牙膏是公用,归牢头保管,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有专人挤牙膏防止浪费。

三人一组排队洗脸刷牙。铺上留几个人打铺,其余的站在过道上等着。过道两端也要打上地铺,可想人头攒动的有多拥挤,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大概30平米左右的监室,就住了二三十个人。而拘留所才6个人,成了鲜明对比。

仍然是头朝外,脚朝里,新人安排睡倒数第二铺,是为了方便两边人员防新人类似自杀的突发事件。

其中有一名女子很特别,手上和脚上戴着重重的铁链,比拇指粗,估计不知什么原因被惩罚。此女子与牢头势不两立,经常斗嘴。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挨着我的倒数第一个人正是她,就着粗铁链,直往铺上躺。一人一床公用脏被子,躺在拥挤不堪的通铺上,手都只能抱于胸前。我不敢闭眼,生怕她有暴力倾向用铁链砸我或勒我,被弄的人非死也即残。

因是新人,可以三天不用值班。但如果不会背监规者,中午及晚上值班连罚,以及用手拿塑料球擦蹲厕的下水道……

实在太困,后来坚持不住了,看着有在押人员轮流值班二小时,我也就放心的睡着了……

“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侠女十三妹)13233809174 谷歌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中国公民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约9亿人宅家 全球抗疫进入艰难时期

欧洲成为目前新冠病毒的重灾区,意大利累计死亡已超过中国。从呼吁民众主动宅家,到下达政令禁止出门,全球有大约9亿人被要求待在家里避免外出。世卫组织总干事也向喊话:不要轻视新冠病毒!

截至周六,全世界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7万。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新冠病毒(Covid-19)在各国造成死亡病例总数已经超过1.1万。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意大利,迄今已有超过4千人病亡。最早爆发疫情的目前一共有3255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欧洲感染人数继续攀升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周六中午更新的数据,德国全境感染人数累计16662人,比前一天增加2705人。各联邦州当中,巴符州感染病例最多,已经达到3668例,北威州以3542人确诊位列第二,巴伐利亚州的感染数字也逼近3000人。其它各州均在1000人左右或更少。全德国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6例。而据德国媒体统计各地卫生局数据,截至周六下午,德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万。

Corona in Madrid (picture-alliance/Geisler-Fotopress)

实行“禁足令”后空荡荡的马德里街道

意大利和仍然是欧洲的疫情重灾区。意大利的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超过4.7万,西班牙的确诊病例也接近2.5万。据法新社报道,在一天之内,西班牙境内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激增。周六该国死亡病例已达1326例,比前一天的数字增加了32%。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全国确诊病例比周五也新增了大约5000例。

西班牙实行出行限制措施已经有一周时间。该国4600万民众只有在上班、购物、买药和遛狗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出门。

USA Washington Wei?es Haus | Coronavirus | Donald Trump, Pr?sident (Reuters/L. Millis)

坚称美国正在抗击疫情中取胜

特朗普:美国”会赢”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美国正在赢得抗击疫情的战争,各个联邦州已经开始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继加利福尼亚州之后,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等也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美国截至周六全境内感染人数已经接近2万,其中以纽约州(确诊病例约8000)最为严重,加州作为面积最大的联邦州也有1200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虽对州的限制出行措施表示肯定,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实行全美范围内的居民出行限制措施。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有七个联邦州的大约1亿人口被限制出行,而人口最多的三座城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已经实行”封城”。此前特朗普周五已经宣布,和墨西哥达成了边界管制措施。非特别必要的情况下,禁止人员穿越美墨边界。

限制措施和停飞决定

鉴于疫情带来的风险,埃及决定关闭所有的清真寺和教堂。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的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措施是为了保护信众的健康安全,将会持续直到疫情结束。

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阿联酋航空暂停了所有通往德国、法国、尼日利亚、纽约和新泽西的航班。根据路透社得以查阅的一份内部邮件,从周日起上述航线将停飞,期限未定。

据法新社粗略统计,全世界目前有35个的大约9亿人口被要求留在家里,其中有6亿人被政府下达封城命令禁止外出。

谭德塞喊话年轻人:你们不是百病不侵

Schweiz PK WHO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zu Coronavirus (picture-alliance/Keystone/S. Di Nolfi)

虽然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病的人群是受到新冠病毒威胁最大的高危人群,世界卫生组织也再次警告年轻人不要轻视病毒。

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说:”今天我有句话想要告诉年轻人:你们不是百病不侵的。这种病毒可能会造成你生病住院数周–甚至有可能会夺去你的生命。”

“即使你自己不生病,你是否出门、要到哪里去的个人选择,可能会对别人造成关乎生死的影响”,谭德塞还补充道。

转自:DW

来源:中国,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新生代”三名编辑被羁押逾一年 律师会见无望

中国网2020年3月21日报道:致力于保护的“新生代”编辑杨郑君、和柯成兵被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自2019年4月起由家属自主委托的律师一直无法会见,随后警方称当事人已经解聘了律师,目前案件进展未知。

3月19日是危志立和柯成兵抓捕满一周年,危志立的妻子、女权活动家郑楚然发推文表示:警察称他(危志立)解雇了律师,故家属完全不知案件进度,不知其真实健康状态!因其妻知名女权活动家郑楚然不停声援,她家外被安装巨型人脸识别摄像头,警察明示她不可在广州活动居住。危、郑的家人屡被警察骚扰警告,禁止她们继续公开呼吁危志立的自由。

2013年由危志立、柯成兵和杨郑君共同创立的“新生代”,是以关注劳工权益保护尤其是维权、劳工被侵权个案及劳工权益倡导为主的网络平台。因为关注和帮助尘肺工人维权,三个多次受到传唤威胁,2019年1月杨郑君被抓捕,同年3月20日危志立、柯成兵被抓捕,目前三个被监禁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被指控的罪名涉嫌“罪”。

去年三月危志立的律师在会见时得知,警方提审的主要内容涉及尘肺病工人的维权问题,审讯时警察还粗口相骂。

在“新生代”编辑一年之际,国际人权组织“前线卫士”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柯成兵、危志立和杨郑君,并停止对他们的一切调查和司法行动;在三个被释放之前,鉴于持续不断的冠状爆发,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充分保护,并且不遭受任何形式的酷刑;确保三人不受任何限制在自主聘请律师。

新生代编辑危志立监视居住期间被批捕

来源: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河南上访人员郭海玲、田贵荣维权及受迫害经历

郭海玲,女,出生日期:1962年5月7日户籍地:省信阳市浉河区申城大道恒利阳光1号楼2单元504号身份证号:413001196205070022姓名:田贵荣,女(郭海玲之母)出生日期:1941年3月30日身份证号:413023194103300420

上访原因:2011年郭海玲所在的浉河区房管中心下辖的广安物业主张让每一位业主缴纳1800元费用改变用水设施,不同意缴纳就以停水停电逼迫业主就范,3个月后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强行施工,导致业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停水停电,生活不便。2011年11月25日郭海玲和物业的门卫理论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当日郭海玲被信阳市公安局第三分局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行政拘留7天。就在郭海玲被拘留的第二天,她18岁的智障女儿走失,报警求助无果。随即郭海玲缴纳保证金取保释放。经多方寻找在她女儿走失23天时被找到,经检查已经受到性侵害。因警方对此不予立案造成郭海玲

郭海玲维权历程:2012年9月15日被信阳市公安局第三分局以罪刑事拘留,2013年1月4日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年,缓行3年,并处罚金2000元。2013年1月8日取保,随后郭海玲提起上诉。2013年4月23日信阳市中级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4年8月27日浉河区检察院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2014年8月27日浉河区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2018年8月因拍照母亲田贵荣等人裸体被息县警方刑事拘留,2015年5月19日被息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6个月。

田贵荣维权历程:因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裸体维权 ,2014年7月2日被息县警方刑事拘留,2014年11月8日。2015年3月再次收监,2015年5月19日被息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6个月。曾多次因上访被非法拘禁。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法院2013年1月4日出具的判决书中显示:郭海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多次到北京上访,并以不给钱就继续上访为要挟手段,向劫访单位索要现金17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指控罪名成立。现被告人郭海玲对其信访中的不当行为请求谅解,并表示以后不再带着母亲和女儿非访,故判处郭海玲有期徒刑并缓刑。

来源:中国,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共窃权后的首个世界冠军缘何自杀

来源:良知媒体


对于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容国团这个名字已然十分陌生,但40岁往上的人却记得他曾经拥有的辉煌。

出生在的容国团17岁即在香港埠标赛获得冠军,19岁战胜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他所研究出来的快速抽击,打破了当时主导欧洲和日本的花巧式打球方法。1957年,在20岁的时候,他从香港回到内地,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并立下了“三年夺取”的誓言。1958年入选乒乓球队,当年在全国乒乓球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集训队队员。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3:1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在西方世界排斥中共之际,容国团获得这个冠军对中共来说可谓意义非凡。一时间,不仅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他还获得了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的特殊待遇。毛、周亦多次接见容国团,而且每次外宾来访,容国团都是座上宾。外貌出众的他更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偶像,据说,信件堆满了乒乓球队的传达室,内中当然不乏求爱信。容国团后与老乡、田径运动员黄秀珍一见倾心,并结为连理。

1961年,在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队首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由于技术的曝光和革新,庄则栋取代了容国团的地位,容国团改任乒乓球女队教练,并率领全队夺得了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然而,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文革爆发后,兵乓球队也受到了冲击。当年12月,当容国团从国外参加比赛归来,发现兵乓球训练馆已被红卫兵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称国家乒乓球队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因为所夺取的7个世界冠军奖杯都是资产阶级冠名的。

而由于贺龙被打倒以及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使其同也是从香港归来的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一起被隔离审查,并被造反派揪斗、侮辱和毒打。他们几人因常在一起聚餐而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小集团”。

造反派说容国团是铁杆保皇派,因此将其关在厕所里写揭发材料。厕所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看管他的红卫兵玩一会儿麻将,便对着喇叭喊让其交代,从早到晚对其进行精神虐待。有时还将他拉出去审问,并进行暴打。而他爱看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从香港带东西不接受检查也都成为了其罪名。

在第30届世乒赛举行之前,容国团与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但却石沉大海。就在此时,傅其芳和姜永宁最终因不堪精神及肉体上的残酷斗争、毒打选择了,这让容国团十分迷茫,也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不断询问自己的队友邱钟惠:“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两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有错。不久,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要求容国团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容国团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1968年6月的一天傍晚,容国团上吊自杀,终年30岁。其最后留给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和革委会的信中写道:“我中贺龙修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历史清白!最大的错误是两次站错队!不要怀疑我是敌人。向毛主席请罪!”不过,其队友邱钟惠始终认为容国团是他杀而非自杀,并对其遗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她认为以容国团的坚强个性,不会留下这样的悔过遗书。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在容国团死去十年后,终于被还以清白。只是昔日的冠军再也无法绽放。令人感叹的是,当大陆人拚命逃亡香港时,容国团却选择了来到内地。如果当时有人借其一双慧眼,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吧。





四川母女迫于经济压力跳江自杀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3月10日,南充33岁的屈女士留下绝笔“短信”后,和7岁女儿离家失联,手机信号消失在家门口300米外的嘉陵江边。 20日,俩遗体在下游江边被打捞上岸,女孩和妈妈绑在一起。屈女士前夫说,她患有抑郁症,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要还房贷、压力太大……

此前的3月10日下午,家住南充市高坪区某小区33岁的屈女士带着7岁女儿从小区离开,之后给其娘家亲戚发了一条疑似“遗言”的消息,大意是:“你给其其(女儿)爸爸说一声,以后不用给抚养费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我实在熬不动了。我决定带女儿离开了!”然后失联,警方事后对其手机的最后位置进行定位,地点显示在小区附近的嘉陵江边。3月20日下午,在四川南充城区白塔大桥下面的嘉陵江里,有人发现了一对母女的遗体,随后尸体被打捞上岸。网上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失联女士的遗体已被打捞上岸停放在江边,有警察在现场。其中一段视频的画外音说到:“天呐,好可怜哦,这个女娃儿把她女子一哈,绑在身上……”对此,失联屈女士的前夫严先生表示,3月20日下午在嘉陵江发现的母女遗体,正是其屈女士和7岁女儿。严先生表示,他在春节之后便返回成都上班了,3月10日晚上,前妻屈女士给其娘家嫂子发了一条消息,这条疑似“遗言”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当天晚上就联系不上她了。亲戚们一直拨打前妻的,没人接。自己因为此前已被前妻拉入了黑名单,根本无法联系。在确定前妻带着女儿失联之后,他于是连夜赶回了南充。严先生说,他和前妻屈女士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婚,女儿归前妻抚养,他每个月给生活费。不过,因为前妻最近几年没上班工作,他除了给女儿生活费外,平时还会给前妻多拿一些钱,让前妻拿去还房贷。女儿今年才7岁,去年期末考试,考了双百分,前妻有一定的抑郁症,没有工作,房贷、带娃可能让前妻的压力大。3月1日,她曾将女儿的1500元生活费拿给前妻,之后,前妻曾跟他聊过感情的事情,希望两人复合,但当时他犹豫了。此前几天,严先生一直在南充寻找前妻和女儿的下落无果,之后便暂时返回成都上班。3月20日下午,他从前妻家人处得知了噩耗。网友王有理撰文称,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剧!现代人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要穷尽两个家庭的合力,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勉强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而舍身成为房奴,在每日竭尽全力工作只够还上当月房贷后,才能勉强糊口者大有人在。四川南充的屈女士一家,无疑是背负巨额房贷的房奴群体中的一员,本来日子已经过得紧紧巴巴,赶上危机,紧巴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生活顿时难以为继。原本患有抑郁症的屈女士因此更加抑郁了,对生活失去信心,想撒手人寰又舍不下可爱可怜的女儿,因此才出现绑女共赴黄泉的人间惨事。王有理认为,疫情危机,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危机。由于物理隔离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途径,几乎所有国家都出台了要求居民闭门不出、杜绝聚会、减少物理接触的防疫措施。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民都面临经济下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的窘迫。但因为绑上七岁孩子跳江的惨事,却并不多见。在疫情最初传到韩国的时候,韩国政府为了鼓励居民居家隔离,出台了现金补贴政策。四口之家只要有一个成员居家隔离,政府将每月补偿123万韩元(约7104元人民币)。于是,韩国的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于此同时,香港和澳门为了缓解市民经济压力、促进本地消费,也分别向辖区居民发放1万港元和1万澳门元。其后,、加拿大、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英国、巴西等国家都陆续出台了向居民发放现金或给中小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的政策。美国政府认为疫情期间,美国人民最需要现金,因此决定给每一个美国人发放至少1000美元,而且是持续发放,直到危机解除。对于企业则推出延期纳税政策。加拿大政府拨款820亿美元,补贴加拿大人,房贷6个月内不用还,失业在家可领6750加元补助。法国政府拨出14亿欧元救济失业员工,允许个体经营者从四月份起领取1500欧元的补偿金。日本政府准备拿出30万亿日元补贴国民,此前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曾向每位国民派发12000日元的补助,优先保障民生。……当然,为了应对疫情危机,我国也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和补贴措施。包括不限于: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支持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明确: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推出支持疫情防控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相关企业发展,明确有关税收政策。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这些补贴措施,显然还不足以避免“母女迫于经济压力跳江自杀”惨剧的发生。中国人的房贷负担是最重的,在这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很容易使断绝收入来源的家庭产生脆断危险。因此,尽快出台类似加拿大“房贷6个月内不用还”的政策,是缓解中国老百姓经济压力的最佳途径。当然,如果有可能,给老百姓补贴点儿现金最好。实在不行,今年就别对外援助了,优先对内补贴吧。希望四川母女迫于经济压力跳江自杀的惨剧,是中华大地上的最后一起。按照官方的说法,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贫困人口,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因为贫穷而自杀的事情,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政府有责任杜绝类似情形的发生,而及时出台疫情补贴政策,缓解百姓压力,才是最好的纾解办法。

疫区居民出行要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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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获悉,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然而有些地方的做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诸如挖沟毁路、封堵人家门、让湖北人高价隔离、返程缴费等违法手段不一而足。

  据悉,因为各地封城导致被滞留人员不计其数,近日随着各地疫情的好转,被滞留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复工,但是一些地方却以各种借口盘剥返程人员。  3月19日,湖北孝感市朱先生一个三口因年前去河南探望亲戚被隔离了将近60天,期间身体良好。现在疫情得到了控制,然而当他们想回家时,却需要支付体检费用才能离开,只因他们来自湖北。当地副镇长表示,不是湖北的不用交钱,你们是湖北人,除非你付钱,否则你们拿不到健康证明,而拿不到健康证明就无法获取通行证。  朱先生表示:“我们一家已经隔离50多天了,现在体温检查全部正常,这足以满足中央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但是镇领导却要我们一家再去抽血检测,这与中央政策不符。”朱先生不同意副镇长的说法。据朱先生一个从外地回孝感的老乡了解到,他们回孝感并不需要体检,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体检费用。  事情传开以后,许多网民认为存在强制收费、巧立名目乱收费的嫌疑,因为办理健康证明是不用收费的,国家卫健委对此也有明确规定。疫情爆发后,全国深受影响,尤其是湖北人。虽然疫情首先是在湖北爆发的,但不应以此来区别对待。这两个月以来全国人民都被病毒打乱了生活,更不应该带有色眼镜看待湖北人。我们应该隔离和消灭的是病毒,而不是人情味。近日,湖北确诊病例已首次出现0新增。当下全国各地都开始复工复产,各地采取的各种预防和控制措施应做出相应调整,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争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而不是耍小聪明变相收费。  无独有偶,近期,安徽一男子回到安徽后被要求前往定点酒店隔离,隔离点按照一天700元的标准向该男子收取9800元隔离费用。有防疫人员表示,不仅要收取隔离费,在此期间的各种体检费用也要收取,不交钱就不放人。除违规收取费用外,隔离点的条件也令当事男子表示“不敢想象”。该男子表示,宾馆内没有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也没有网络,洗手台上有未清理干净的头发和污迹,700元一天的收费完全是宰客。   云南昆明官渡一社区下发通知,对湖北籍和重点疫区返回人员须至指定酒店集中隔离,费用自理。在操作中,防疫人员还要到隔离点对被隔离人员进行多次体检,包括抽血化验、呼吸系统检查等都要收取费用。被隔离人员即使隔离期满,身体正常,但不缴纳数额不菲的各种杂费就不被放行。   在陕西靖边县,一对湖北男女在某酒店结束为期14天的隔离后,被告知要缴纳6000多元的食宿费,以及各种杂费才能放行,认为价格过高,双方纠结多日,后事情曝光,当地才出面协商费用减半予以放行。  还有,近日疫区出行被要求目的地开具接收证明,而各地防疫部门都不愿自找麻烦开具这种证明,为此有湖北居民不得不疏通关系,承诺给开证明人员好处费以换取通行证明。 湖北网民“笑看红尘”反映:我是湖北黄冈的,问了这边的防疫人员,他们说出行要盖4个章和一个健康码:1、体检合格的章;2、本地社区的章;3、接收方防控指挥中心的章;4本地防控指挥中心的章;5、自我隔离14天的健康绿码。辖区嫌麻烦不愿出证明,就让你去县级体检,一等就是好多天,而接收方更是不愿担责不批准。有拿到证明的人告诉我说,不出钱根本就不可能开得到证明,哪个敢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找到有熟人出钱特批,自己就是给熟人“好处”才拿到证明的。 对此法律界人士吴律师表示,依据《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新冠是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和防控的乙类传染病,产生的相关隔离费用应由地方政府承担。” 时事评论石先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被隔离公民为防止疫情扩散做出了牺牲,属于被动牺牲权益一方,政府属于主动限制公民出行一方,政府要求公民牺牲时间和自由去隔离,期间的费用理应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主动防疫不同于普通医疗服务,集中隔离是政府的强制行政行为,要求个人买单不合适,也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因此,防疫的费用理应由政府的公共财政来承担。

李文亮调查报告无真相 “公民力量”发布十大责任人名单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 黄丽玲
李文亮成为走出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图为捷克布拉格市一堵墙上张贴着中国医生李文亮的遗像。(路透社2020年3月13日资料照)

 
李文亮调查报告无真相 “”发布十大名单

台北 — 

针对“吹哨人”武汉中心眼科医生李文亮被诬指为造谣者一案,中国国家监察委于19日发布调查报告后,武汉市公安局便同步撤回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向其家属道歉、并对中南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力及执行训诫的员警胡桂芳分别给予记过和警告处分。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此一“敷衍”性质的惩处结果并未能真正平息民怒或揭露真相,而当局对境内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空间,也并未随着李文亮之死或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之人命威胁而有所松绑。

海外非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中国当局以调查真相之名,实则掩盖李文亮案的真相,因为,此一报告并未能调查出任何老百姓不知道的真相,有的只是规避了相关人士的责任,显示出毫无悔意,也将使中国人民更加愤怒。

此报告“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说,维稳永远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维护这个政权稳定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的一切”,杨建利说。

李文亮责任人名单

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监察报告,结果却是真相阙如,对此,”公民力量”在征集网民意见后,于20日发布李文亮责任人名单,名列此11人名单者包括,武汉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张红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李义龙、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席、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庄荣文,以及新华社高级记者廖君。

“公民力量”认为,此11人分别在李文亮训诫案中,扮演打压李文亮言论、执行对其训诫的命令或损害其名誉等直接或间接的角色,也因此,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公民力量”计划将此名单提交美国政府,要求美国国务院对这些迫害李文亮的责任人及其家人实施签证制裁。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国务院拨款法》和《总统公告第8697号公告》第7031(c)节的规定,美国国务院具有裁量权,可对外国人权和宗教施暴者进行签证制裁,其中包括拒绝给予其个人和家人签证,或吊销施暴者个人和家人已取得的签证。

“公民力量”认为,美国的签证制裁可与《马格尼茨基法》互补,但实施程序比《马格尼茨基法》更为便捷,不仅能禁止中共恶吏及家人入境,且可吊销境内中国恶吏及配偶子女的签证。

民怨未息

监察委避重就轻的调查结果也在网上引发褒贬不一的回应。

署名飞象网项立纲的微博网民说,“这个处分,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警方并无大错,这个处分是用放大镜找才找出来的。有脑子的人都很清楚。媒体一直鼓吹吹哨人,为的是……煽动和警方对立,制造社会矛盾。李文亮被感染,媒体对其大量采访,让他得不到休息…… 是媒体害死了李文亮。”

有人则为警方叫屈,但更多人表达对调查结果的不满。

微博网民云彩柠檬质疑,“难道做个警察还要学医判断是不是新型吗?警察哪里错了,难道以后是要警察以后不用听卫健委和政府的安排的意思吗?”

而署名Jack的快乐生活865的微博网民则说“亡羊补牢,已经迟也,无数的李文亮为了这场疫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华丽的台词和一些大员个人秀技。还有就是口口声声大叫:我们取得了这场战疫最终胜利的口号。其实,在这场战疫中,我们没有胜利,只是结束。”

另一位网民萧含12882也说,“看了调查报告,一叹,只能说,李文亮的悲剧,不会是最后一起。”

言论空间持续紧缩

杨建利也同意,李文亮的悲剧不会是最后一起,而中共在处置李文亮上所犯的错误,也将一再重蹈覆彻。但他期待,在中国高压的统治环境下,中国人民能有所觉醒并激发其智慧,持续以受限的发言空间来发出反抗的声音。

对于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空间,杨建利则相当悲观,他说,中共政权并未从李文亮案中得到教训,相反地,李文亮过世后,当局更变本加厉控制言论、打压揭露真相的人,就连中国地产大亨都和诸多人权律师和公民记者一样被失踪,至今音讯难寻。

而部分媒体的独立报导,像是之前《人物》杂志对“发哨人”武汉中心医院急诊部主任艾芬的专访、甚至近期《环球时报》对数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报道,都很快就被下架,代表中国的媒体环境越来越恶劣,他说。

虽然诸如微信等社交媒体提供了中国人民一个发声的管道,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林丽云表示,当局对社交媒体不仅严格控制、还运作五毛网军来影响舆论或散布假消息,让中国的大众媒体和自媒体都处于相当严峻的环境下。

针对微信利用其市场垄断的地位,钳制和监控十亿中国用户的言论并损害隐私权的作法,杨建利说,“公民力量”已经陆续征集网民,打算在海外向微信提出集体诉讼,以期能帮中国网民争取更大的发言空间。

相较于李文亮医师援引真实病例、且于私人微信朋友圈揭露武汉病毒,却被视为造谣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就在推特质疑新冠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且至今仍未受到造谣等相关惩处,林丽云教授说,这代表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上的扭曲。

扭曲的中国式新闻自由

林丽云教授说:“中国的作法就是,对他有利的就是真的,对他不利的就是假的,做法很粗糙。”

尤其中国于本周发出通告,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时代周刊》5家美国媒体的驻华分社,提交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不动产信息等书面资料。而前三家媒体中,记者证于年底到期的美籍记者则要在3月28日前返还记者证,并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地区从事记者工作。

对于此一驱逐令,杨建利和林丽云都认为,将使中国的媒体环境更加严峻和黑暗,且有损中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外媒在中国所提供的真相,包括肺炎疫情的真实性和透明的讯息,都不是党性坚强的官媒能取代的。

两位专家也认为,中美媒体战中,中国对私人商业经营之外媒的报复并不具正当性,更是对自由媒体赤裸裸的打击。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强烈呼吁,中国撤回此一外媒记者驱逐令,其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表示,此举乃中国当局扼杀新闻自由的一贯作法,也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攻击,中国的报复,与美国将其境内作为中共喉舌的五大中国官媒视为使节团、且限制人数的作法并不对等,美国有权、也有正当性采取行动保护其民主,免受中国官宣之荼毒。

艾玮昂说,民主和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但中国一再宣称,民主和新闻自由是西方价值,并不适用中国等东方国家,并发展所谓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民主和新闻自由。

他说:“在中国,任何冠上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都是一场骗术,就像膺品,而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也根本不是真正的新闻。”

从成功的商业律师,到公民权利活动家 — 独家访谈丁家喜

采访者按:我跟丁家喜律师提出做个访谈时,他起初不大情愿。那是2017年秋天,他出狱一年,来纽约上州只有五千居民的村子阿尔弗雷德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团圆,过几天就要回中国了。他不想吸引人的注意,他说,这只会妨碍他的工作。我说,“请你把你的故事留下来,到某个时刻,人们会想要、也需要知道你是谁。”现在到了这个时刻。2019年12月26日晚上,他在被抓捕,原因跟他12月早些时候在厦门参加的一个聚会有关。目前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就是秘密关押。他的律师被拒绝会见,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正式法律文件,告知人在哪里,受到什么指控。他可能会遭受酷刑。这个访谈是2017年10月27日通过Skype进行的。全文15,000字,希望这篇访谈为那些在家自我隔离、防范武汉病毒的人们提供一个多层面的阅读。— 曹雅学,改变主编

— 2013年4月到2016年10月

曹:丁律师你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你聊一聊。你出狱正好一年了,刚刚和妻子与女儿团圆。来美国什么感觉?

丁:美国太舒服了。我呆不住了。

曹:你真要回中国了吗?

丁:是的,我这个月底就要回去了。

曹: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这三年半的牢狱生活吧。我听说这三年半里,没有任何人探望过你。我听了很心酸。

丁:开始律师还能去。后来包括我的两个申诉律师,梁小军和刘卫国,去过两次,但都没让会见。

曹:当局为什么这样对待你?

丁:根据对普通刑事犯的规定,申诉律师来的时候随时可以见。但是他们的想法是要封锁信息,消灭你的影响力,因为只要见一次面,至少在网络上又会有一些声音发出来。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曹:你这三年半怎么过的?你是在天津一个监狱?

丁:对,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在监狱。看守所在北京第三看守所。牢房大约是3米×8米,24平米,大概关十五六个人。其中一侧是一个1米8的长条,通铺,另外1米2的空间是过道。床铺既是坐的地方,也是睡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属于你的空间就是那么一条。所以我进去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他的牢房从一头的门口到另一头的窗户是7步,我的牢房从一头的门口到另一头的窗户是10步。但是伏契克是三人一个牢房,后来有一个走了,再后来另外一个也走了,剩下他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他的牢房人最多的时候,三个人,条件还比中国的牢房条件好,我在看守所里,每个人的空间不到两平米。到了监狱后,条件稍微好一点,一个人一个铺位,上下铺,好多了。

曹:那监狱牢房多大,几个人呢?

丁:也是十五六个人,房间大约30平米见方。

曹:你在看守所关了多长时间?

丁:一年4个月。在牢房里就呆着,除了提审,什么也不做,就强制让你坐在那个地方。

曹:天啊,时间过得是不是非常慢?一个人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能做。

丁:不漫长。我往那一坐,就调整呼吸,安静的打坐。我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晚上4:30吃完饭到6:30看新闻之前,有两个小时,我会沿着牢房里那个1米2看宽的通道,来回的走两个小时。到了监狱后,走的时间更多。

曹:监狱里什么犯人都有,还有牢头狱霸。你在他们当中情况如何?

丁:在看守所的第一个监室,我跟其他人相处很愉快,忽然间就打得跟兄弟一样了。狱警不喜欢这种势头,马上调监。调监后,刚开始头板很凶,牢头狱霸,但是我避免跟他发生冲突。过了一个月他知道我的情况后,态度变了,对我特别客气,特别照顾,后来居然把他头板的位置弄出来给我睡。狱方一看这样不行,又把我换到了第三个监室。那里条件非常差,比头两个号的条件更差,全是穷人,很多人连买手纸的钱都没有。第2天他们在监控室里看着我,发现那帮人围着我坐着,听我在聊天。狱警说,老丁你这个人人缘太好了,都听了你讲故事去了是吧?

曹:普通犯人对政治犯的尊重,我也看过别的描述,比如徐友渔教授。每天没有放风的时间呢?

丁:在看守所,基本上没有放风时间,所以是见不到阳光的。只有中午吃完饭的那段时间,从窗户上面投下一点阳光。为了晒到阳光,我会脱光了膀子,晒会儿太阳。到了监狱后,有放风时间,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被禁止放风。牢房的尽头有一个30×50公分的小窗户,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能照进来,我就在那里照大概半个小时阳光。这对于保持身体非常重要。

曹:很多政治犯在监狱里牙齿脱落,营养差除外,可能是因为见不到阳光,严重缺乏维他命D。你在监狱的三年多,他们有没有强迫你劳动?

丁:我一进监狱,他们就说你是不认罪的犯人,可以不干活。不认罪的反而可以不干活。这是新的政策。你要认罪了,才可以争取减刑,叫做“挣分”。而不认罪是不能减刑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干活挣分。比如我们有个服务大队,愿意到服务大队拼命干活的人多的是,有足够的人完成任务。

曹:他们都干什么?

丁:缝纫衣服。当时在北京开一个什么国际会议,志愿者的黄色服装就是监狱做的。2015年好像是APEC在北京会议,监狱做了70万件志愿者服装。还有所谓的交通安全小红帽也是监狱做的。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做的还主要是订单。比如说很多加工服装的工厂,跟监狱签合同,监狱做完之后,贴上这些工厂的牌子。我曾经比较喜欢的绅士衬衫,在中国很有名声,就是把订单下到监狱里做。

曹:你能看书吗?朋友可以送书给你吗?

丁:不可以。有朋友曾经给我送了一本速记的书,他们都不给我。我每天就看报纸。也有囚犯留下来的书,比如说有一本叫《易经智慧》,里面有很多错别字。看完了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易之言》,有3万字,就是把我对易经的理解写了出来。

曹:你的理解概括起来是什么?

丁: 易经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彖辞,非常有智慧,比如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非常了不起的总结。即使我们把易经的那些所谓的卦象、卦辞全扔掉,仅仅看彖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2015年的春节,我就利用过年的7天时间把它写完了。过年放假,不用出工。别人可以去玩,我就坐在监狱的屋子里,一个人比较安静,没人打扰。

曹:囚犯还能出去玩?

丁:在楼道里玩。隔断的楼道,一个有限的空间,摆上几张桌子,犯人在那里打扑克,下象棋,下围棋。只有过节的时候才可以。

曹:监狱里有图书馆吧?

丁:有,但没有正经书,都是所谓的劳改教材。接下来我就看《辞海》,也是囚犯留下来的。我把《辞海》看了三遍,还挺有趣的。再后来,我就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叫《边界与解释通论》。这是我的哲学思考。它包括一个书目,给我女儿豆豆参考的【豆豆现在斯坦福大学读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就是我的思想的线索来自于哪里。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去写它,写了9稿或者10稿了。刚开始非常零散,慢慢想,慢慢融会贯通。我在监狱里碰见一个警官,他是学哲学的。他看了以后,觉得很惊讶:你怎么想这些东西?他非常感兴趣,拿去看了,但我不知道他看懂了没有。

其实人生很难有那么一个时间、那样去想这些东西。没有这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我相信很多东西对我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简单,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清晰。

曹:举个例子?

丁:比如说数学上的存在性。就是因为我到了监狱里的时候,我看见监狱的门,开、关、开、关,我忽然意识到存在性是无处不在的,而这个存在性是我写的《边界与解释通论》思考中最核心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困惑了我很多年。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理论数学问题,就是已知什么样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满足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存在性证明。当时我非常困惑,因为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一直没能从直观上理解。但就在监狱里,坐在那里的时候,看见门一开一关的时候,我忽然完全理解它了。

曹:门开门关到底给了你怎么样的一个启发?

丁:当你看见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风在流动,这种特定的风在特定条件下会形成一种相互匹配的、稳定的结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办法去推动社会往前走。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这种存在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不是只存在着唯一解,而是存在着无限多的解。这就是我对现代社会运动的一个理解。无论它的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我们去想,只要我们去尝试,依然存在着无限多的解,尽管它同时又是如此的稀疏。

曹:看来你把挑战极权当成了一道数学难题。

丁:找到一条路径,多条路径,然后不断的去尝试它。这空间是无限的。

曹:胜春说你给她和女儿写了很多信,一点看不出来是在监狱中写的。

丁:是的。我想念她们,但是很高兴她们没有成为人质。

成长与大学

曹:我们从头开始吧。给我讲讲你生长的地方和你的大学时代。你是湖北人,湖北哪里?

丁:我来自湖北宜昌地区宜都县,鄂西贫穷的山区。宜都县是当年陆逊屯兵打败刘备的地方。县政府所在地陆城镇就是当年刘备屯兵的地方,所以我们那里三国时代的遗址特别多。我们家向西一点,有一个地方叫马鞍山,史书记载,刘备兵败以后往四川逃的时候,赵云在那里待兵接应他。我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非常浓厚的三国时期味道的地方。

我们家的那个村过去叫香客岩村。古代有一批香客去进香,但是由于山体滑坡,把他们压在了河里,地名就是以这个事件来命名的。那里非常偏僻,社会变革很少能够影响到那里。但是掌握政权以后,可以说无孔不入,把所有的地方都有效控制起来了。

曹:你是哪年出生的?

丁:1967年。我小时候我们还是用三国时期发明的水翻车浇地,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玉米、小麦都是用石磨这些非常原始的工具去处理,效率非常低,生活非常贫穷。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个人的生活就像是从三国那个时代走到现代社会一样。我现在回去,家里有互联网,有电脑。我在监狱里给我哥写信,描述这个巨大的变化。我说,30年前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一个村子就是我们的全部世界,但现在,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村子。30年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哥对我的所作所为不理解。我说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就耐心的看,你不需要表达任何意见。我说,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利是零。所以即使有了这些物质财富,有了一些表面上的繁荣,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保障的。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利益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被拿走,清零。比如徐明、比如刘汉那些人,都是一夜之间清零。

曹:你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你哪年上大学的,学的什么专业?

丁:我86年上的大学,学的航空发动机设计。我总是希望学那些难、但又非常实用的东西。我不想学那种难、但是不实用,或者实用却不难的东西。而航空发动机是中国到现在也没能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

曹:这么说你是八九一代。

丁:对,89年的时候我在读大三,跟同学一起去游行。在那之前,进了大学后,读了很多书。当时又正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反思文革的文章很多。我记得第一年第一学期读完后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带回了三本书给我的班主任。那是一套书,叫《历史在这里沉思》,反思文革。这是在小县城里完全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最初那么对文革的一些理解,从报纸杂志上也有更多的信息。到了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对当时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是吧?我完全认同。说游行去,我们就跟着去;别人喊口号,我们也跟着喊。天安门广场上静坐,我们也去静坐。

曹:你有静坐吗?

丁: 有,静坐了好几天。后来因为时间拖得很长,同学们就开始分拨去。今天一拨,过两天第二拨去把第一拨换回来。6月3号那天晚上又有同学约我去,但我最终没去,因为那天晚上我需要完成老师给我安排的一个翻译作业,我说我今天把它弄完,明天去广场上替你们。

曹:然后就没有明天了。

丁:就这么个重大的时刻,我就没在现场,说不上是好还是坏。

曹:但是你对整个天安门运动是非常熟悉的。

丁:我在天安门广场最长的一次待了三天三夜。我们有两个同学参加了绝食。现在他们是体制内的人。另外有两个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是被刺刀顶着离开广场的,刺刀就直接顶在额头这个位置。这两个同学现在都移民到海外了,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

曹:他们对民主运动还感兴趣吗?你和他们有联系吗?

丁:没联系了。其中在英国的那个还成了中共体制的拥护者。我5月份在上海跟他见了一面,他说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共产党体制挺好的,你的想法不现实,呵呵。我觉得时间就是这样:当时间流逝过去的时候,有的人会不变,有的人会变差,有的人会变好。每个人都会变得不同。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认为我的生命的选择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有直接的联系。至少我还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觉得好像是个很自然的过程。

曹:大学毕业后呢?

丁:毕业以后去了沈阳606研究所,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过去属于军工部门,后来隶属航空工业部。那时我是真心的想去做发动机研究的。两年以后我被保送回北航读研究生。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又转到了飞机设计系。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考了个律师资格。

曹:感觉你时间很富裕嘛。

丁:那时候觉得研究生的课程没太大意思,我发现我对研究室的工作天天和数据、设备打交道不喜欢,我就有想转型的想法。大学时期,除了专业课程,我基本上都在读社科类的书。哲学类的书读了很多,特别是认识论、认知这一块。像皮亚杰,像西方关于认知研究的书看了很多,有意思。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能认识世界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惑。所以在监狱的时候,我就写了那篇东西。我把它寄出来的时候,原稿被监狱给截下来了。他们可能非常想了解我脑子里想什么。

曹:他们看了可能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想什么呢。

丁:出来之后,我跟我们大学同学一块分享过,很多人都满怀兴致想看看老丁在监狱里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他们说实在看不下去,看不懂!

十年商业律师生涯

曹:你做律师做的哪一种律师。我听说你是个很成功的商业律师。

丁:成功我觉得还谈不上吧。只是说我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考了个律师资格。考试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我在大学时是得了三次一等奖学金的,很多专业课程都是满分。后来我做了另一种选择,用这种劲头来搞一个司法资格考试,我觉得真不难,所以很轻松就过了。1996年6月份我正式从北京304研究所辞职出来做律师。那也是航空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在海淀区温泉镇,那时还比较偏,现在已经非常繁华了。当时刚换到一个新的职场,没有任何资源,但是蛮有信心的,觉得自己能做好。比较幸运的是,97年我到了当时叫威宇律师事务所,那里有一个很特殊的节目,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律师信箱节目。它会播出一些法律节目,节目组会把听众来信转到律师事务所,然后我们在里面挑选一些典型的案例,给他们回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个节目我做了11个月,写了将近140篇的来信回复,每篇大概800字到1000个字。那段时间对我的律师专业技术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

曹:对,因为每回答一个案例都需要做研究和思考,而且什么案例都有。

丁:这100多篇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来。如果现在调录音的话都还能调出来,都是我写的。当时我主要依靠的资料是一套12本的法律法规大全,基本上包含中国当时全部法律,包括地方性的一些法规。只要是人大这个级别的法规都包含在里面。再就是一套民商法丛书,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和评析意见。

曹:所以你主要是做民商律师。

丁:对,主要做民商。我在做助理的时候,曾经参与做过刑事案件,比如1998年到天津做过一个案件,但是非常伤心、失望。我们提供出来那么扎实的证据,但法官根本不理。所以慢慢的我就放弃了刑事辩护这一块。做民商我有优势,我是技术背景,所以后来做知识产权做的比较多,这一块是我比较强的。应该是2011年,我还获得了的十佳知识产权律师的表彰。

曹:看来业务是很好地打开了。

丁:对。打开业务应该说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到2001年我跟其他人一块合作,办了一个合伙事务所。到了2003年,我就另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虽然名义上也是合伙,但实际上是靠我一个人支撑的,就是德鸿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正好办了10年。

曹:就是说你参与新公民运动开始受到打压的时候,你还是律师,还是德鸿律所的主任。正好10年。

丁:德鸿律师事务所是2003年4月16号获得审批后成立的。

曹:你是2013年4月17号被抓的。

丁:是,正好满10年。所以有时候我想人生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我最早办事务所的设想就是用10年时间,让这个事务所在北京市站住脚。在我领导的这最初10年里,我们第一年的年收入是200万,到2012年年底,我们的年收入是2500万。

曹:德鸿事务所当时有多少人呢?

丁:当时全部人员是30多个人,合伙人是9个,执业律师应该是20个左右,在北京是个中上规模。

曹:那你入狱以后,律所怎么样了?

丁:我退出后,剩下的8个合伙人继续经营。我记得应该是在5月份【2017年】的时候,我曾经跟几个老合伙人见过面聊了一次。我说10年的事情我做完了,剩下来10年的事情你们去做。再一个10年的事情,可能要更年轻的一代去做。希望你们做得好,将来有人提起德鸿所的时候,会记得丁是我们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我面子上也有光啊。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种东西在驱使自己走到这一步。

曹:这正是我下一个要问的问题: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你做律师时候的一张照片,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活动上,你穿着一款亚麻西装,在讲台上发言,意气风发的样子。去年你出狱时的照片,像是刚从纳粹集中营生还的样子,光头,瘦瘦黑黑的,脑门上还有个大包。你好端端一个商业律师,赚着钱,有宏大的目标。你到底受到了什么驱动?

丁:做律师以后,我非常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和处理具体事务。尤其是我自己做了一个事务所后,基本上是在和公司的董事长、老总以及那些具有决策权的人打交道,经常跟他们一块晚上喝茶,听他们讲自己怎么做生意,怎么做决策、怎么做判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让我有了很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如何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对我更合适。那么在做律师业务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的案例,每一个案件都是如此。所以我就想这背后的共性是什么,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改变它。我最初的一个选择是加入民盟。

曹:为什么加入民盟?民盟是什么?

丁:民盟是一个社会组织,是一个所谓的参政党。我不想加入共产党。我想通过民盟把我对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提交到类似于政协或者人大这样的场所。许志永也曾经是民盟成员。我第一年加入之后写过八个提案。

曹:这是哪年?

丁:应该是2002年。2002年到07年我是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

曹:你都写了什么提案,能举两个例子吗?

丁:比如说我当时写的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加强奶粉质量监管,因为当时奶粉质量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印象是过了三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三聚氰胺事件。

曹:也就是说你的提案是在毒奶粉事件爆发前的一个先见。

丁:对。再比如另一个提案就是要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因为我们可以预料到中国将来会有大量机动车,有大量的二手车。当时的二手车的过户手续非常不方便。类似于的提案我第一年写了八个,但是民盟中央提案委员会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部门根本没兴趣。

曹:那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呢?

丁:他们就想着如何过日子。

曹:你不明白,反而是他们自己明白自己就是个摆设。

丁:后来我知道了。我私下跟民盟的人讲,我说你们连太监都不如。他们说,是啊,我们就连太监都不如。我记得当时还提出一个提案:把所有全国的执行案件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网站公开,让所有人都可以查询,来提高社会诚信度。我当时提了个提案之后,还跟提案部的人特意打过招呼,我说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遇到的执行难的问题非常多,希望他们提上去。我跟他催过三次。然后我有一次去人民法院报社,我跟他们网络部负责人见了面,我就问他,你们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他说,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要去开会,讨论的就是要建一个网站,如何把执行案件公开。当时我抱着好大的希望,觉得这事可能会落实下来。结果这一等又等了有10多年,我在监狱时才看到这个网站建起来了,可以公开查询了。

曹:执行案件是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在中国,连法院生效的判决都会有不执行的情况吗?

丁:很多。所以要公开,让全社会知道。然后第二年我又写了五个,第三年我写了三个,后来就不写了。因为社会规则不合适的话,会导致很多问题,很多不公平。这就属于系统性误差。在有很多系统性误差的时候,我们只有通过修改规则的方式来消除。还有一些属于偶然误差,人为误差。比如说一个判决,法官对于证据的认定上出现一些偏差,这属于个别的。这样的误差,无论在哪个都会存在,我们需要通过提高法官的素养,尽量减少这种误差,但是它永远会存在,我们可以把它降到一个相对低的比例,或者说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设计更好的去纠错、弥补。这就是不断完善社会制度。但是在我们国家,所有的规则往源头追,到最后只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规则上的死结都解不开。所以到了2011年我就到纽约的Fordham University 做了7个多月的访问。

曹:你为什么突然想去做这个访问学者?

丁:我就想改变我大学毕业以后的选择。刚开始上研究所,后来做律师,大学毕业20年了,我总觉得好像有很多问题搁在我面前,但我没办法去解决它,我要想办法去解决它。那么我要做一个转向。在那里有一些学者交流活动,资讯比较容易获得。

曹:你是想有一个思考期,是吗?还是你去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具体的目标?

丁:我那时候基本的想法就是想在中国做社会活动。我想借助这个时期做一个调整。那七个月里我基本上排除了客户电话这些打扰。按照我女儿莎莎的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曹:她这样描述的啊?

丁:对,因为很多问题要怎么解决,怎么处理,脑子里需要去想通、想透嘛!应该说7个月时间决定了我后面的选择!我在美国期间正好是茉莉花抓捕时间。

曹:你几月到几月在Fordham University?

丁:2月份到9月底,我是10月1号回去的。所以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资讯方面看得很充分,那时候我才明白国内还有那么多站出来反抗的人。

曹:你居然不知道?

丁:对,完全不知道。回去之后不几天,10月10号,我和许志永见了面。我们过去就认识,一块做过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但是没有打过交道。我做了一届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他是第九届,我是第九届和第十届。他只做了一届的原因是,他在03年孙志刚案件期间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当时民盟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了。

曹:他被民盟驱逐了?

丁:对,通过这个事件就能看到民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党”。它是一个比共产党更左更保守的小圈子,自娱自乐,靠着共产党发的薪水,把自己养活了就完了。说他们是“附庸”还把他们抬高了。2011年我回去后,最后一次参加民盟的年终聚会,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的活动以后不要通知我了,我不参加了。10月10号我和志永见面的时候,他说他们在10月下旬有一个宪法研讨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就去了。这是第一次,也是他们的第一届宪法研讨会。

成为一个公民权利活动者

曹:都是谁在办这个宪法研讨会?

丁:当时就是志永,还有王建勋、滕彪等人。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应该有7个人,在一个饭馆里面。接下来我就开始帮他。每次活动我帮他订场地,帮他通知人。我帮他整理通讯录。宪法研讨会做了10多次,基本上是隔一个星期一次。这应该说是我介入到他们圈子的开始。然后从2012年的5月份,我们开始推公民的图标,在各地开始推广公民聚餐。如果说新公民运动有一个开始的话,应该是从2012年5月份,具体的时间就是5月5号。

曹:我知道2012年5月这个时间点。当时许志永发表了《新公民运动》一文,有点像个宣言。那时我在一个英文博客上共同撰文,我们觉得有点意思,7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个英文翻译。

丁:聚餐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出主意。大家聚在一块,只要有交流就会有灵感。所以我们就做了类似公民文化衫、公民雨伞,像这样的事情就做了很多。后来有人提出要搞财产公示。最终在2012年的12月9号那天,我们开始把财产公示推出来。那时候正好开完了十八大,204位中央委员已经确定下来,我们呼吁这204位中央委员能够公开他们的财产,这是政府治理腐败的一种方式。我们正式的呼吁是204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因为他/她得是政府官员才行,与党的关系是无所谓的。按现代政治理论来讲,只有掌握了政府权力的政府官员才需要公开财产。当时选这个日期很偶然,后来他们在讯问我们的时候,对这个日期很敏感。

曹:为什么?

丁:其实这个日期是很偶然的,仅仅因为那天是周六,我们想周六中午上网的人会比较多,有利于传播,有利于征集签名。后来我们才发现实际上这个日期是国际反腐败日。我们事先真的不知道,非常巧。当我事后知道这个日期的时候,我就觉得真像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创办的律所10周年,我签署了所有文件,把律所交给其他人管理,第2天我就被抓起来了。我头一天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第2天就被抓起来了。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就等着这一天我要进监狱了。

曹:但你当时并没有想要退出这个律所。

丁:没有想退出事务所,只是我不做主任了,我就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合伙人。

曹:也就是说,你在入狱前的公民活动都是业余性质的。

丁:对,但当局给了我这个业余活动者一个很高的评价。预审告诉我说,许志永做公民活动做了10年,你在里面就混了一年,弄成这个局面,我们不弄你,能行吗?

曹:你入狱以后,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说丁才是里面的大脑,策划的人,行动的人。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丁:应该说这就是我和志永的一个不同,而且这是我和志永之间互相合作,取长补短。志永做了多年的抗争,非常有经验。他有非常清晰的理念,也有非常坚定的意志。而我是个做律师的。律师的特长就是实际操作。朋友们一块聊天的时候,会提出很多想法和选项,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可行的。我们很快就会把那些不可行的选项全砍掉,剩下来的可行的东西我们去落实它。落实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做,但是你把它分解下来、变成一个个小事的时候,就变得很简单。你做一块,他做一块,很多人碰到一块,事情就做成了。可能我的实际操作能力正好给了志永一个很好的补充。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公民运动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理念,就是一些简单、实在的东西。就是简单的发一篇文章,转一个贴,做一个视频传到网上去,就这么简单。当越来越多的人去表达出自己声音的时候,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非线性的扩大效应,越来越多的人会进入到这个群体中间来。改变社会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实现的。新公民运动刚起步的时候,当局没怎么注意到,发展比较顺利。当时我们有一个预估,就是我们需要两年的时间持续做这种活动,积攒我们的力量。国保实际上也有一个预估,他们说,如果给你们两年时间,我们就拿你们没办法了,所以必须把我们这帮人按住。眼下对于我们来讲,因为中共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社会非常散,完全原子化。

曹:对,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

丁:现在我们还是需要去找合适的时点,合适的机会,或者某个合适的活动,先让大家逐渐的去连接到一起,重新启动。这个启动和发展过程,可能会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可能要更漫长更艰难。但是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做的,比如说志永最早做的是教育平权。教育平权这个项目最初的提议人是王功权,长期坚持其中在推动的人是许志永,真正具体在操作的人是那些学生家长。他们从09年开始做,做得非常有成效。现在只剩下了上海、北京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开放户籍,中国其它地方都已经放开了,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

财产公示是我们在2012年开始发起的。当时的主要的想法是想通过它来推动人大立法。这也完全是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的一个事情。类似这样的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出来之后建了个雾霾群,专门关注雾霾问题。环境污染里面,土地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是可以去关注的议题。这些议题依然可以把人聚集起来。像前半年时间,我在国内各个地方转,就觉得有两个话题是非常好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积极参与的。一个是业主维权。在组建业主委员会领域里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

曹:这个听起来似乎很有潜力,因为一个人有捍卫自己财产的动机和动力。

丁:自己建了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只有1%,还有99%的空间。如果目标是60%的业主建立业委会,这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做?我在郑州的时候碰见一个小伙子,他的业主维权做得很成功。他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说你连你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换不了,怎么换得了政府?通过业主委员会的组建,业主不赞成的物业管理公司,聘任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这个过程是对业主权利意识启蒙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当你有了业主支持的时候,接下来要进行所谓的人大代表的选举,你就有了最强劲的支持者,志愿者就会成为联名推荐你的人。只要求10个人推荐嘛。他们还会帮你发传单,口口相传拉选票。选举也是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去参与的一件事情。80年代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北京还有300多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去参选人大代表,但到了2016年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北京只有56个独立候选人参选。人数太少了,被严重打压了,所以每个人都被看的死死的。所以我后来跟这些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就聊,我说50多人的时候,他肯定会看起来,但是500多人看起来就难多了,5000多人同时参选,他们又怎么看呢?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准备,4年以后还有人大代表的选举,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吃饭的人,或者我们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去参选人大代表。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参与。所以做事的空间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把4年以后的人大选举作为我们第一次展现力量的一种方式。在这之前的4年时间里,我们需要耐心的积聚力量,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断积累我们的人脉资源,彼此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交流的方式。但也需要他们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习惯,刷新自己的思维方式,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利用新技术去扩展我们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发现和找到一个和自己的理念最契合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愉悦感。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痛苦都不再是问题。也就是说我和志永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志永是一种政治理想,一直如此。

曹:你谈谈这种差别。

丁:按照国保跟我说,许志永十几岁的时候,初中生,就在日记里写,共产党是他从政的最大障碍。他有一个政治理想在里面。对于我来讲,我之所以走这条道,是觉得我的理念到了这一步,我愿意做这种选择,这和我对自己的生命认识是一致的。

曹:这实际上也是个政治理想啊。

丁:但这种政治理想完全是从自己个人的经验和思考出发的。不是说我先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尝试走这条路子。不是,是我自然而然就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就像水流到这里,自然而然就流进了池塘,自然而然就流进了河里,自然而然就流到了海里一样。

曹:你不怀念打高尔夫啊。现在还打吗?

丁:一点不想了。我完全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曹:来了美国休息这么长时间,也没去打过一场吗?

丁:没有。其实我打高尔夫打得很好,得过净杆冠军,总杆冠军。应该说我还是相当出色的一个业余高尔夫球手。但现在一点也不想。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做目前的事情。

曹:所以可以说,在可见的未来,你基本上会像个职业革命家似的。就生活方式来说,你基本上就是开着车到处走,是这样吗?

丁:对的,不断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希望建立起各种人脉关系。

曹:我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原来是个成功的商业律师,挣钱多,现在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收入,生活怎么过?

丁:过去有些积蓄。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足够支撑,问题不大。

曹:你不觉得可惜吗?

丁:不觉得。过去我一年花在打高尔夫球上至少10万块钱。住五星级宾馆,天天吃燕窝、鱼翅、鲍鱼之类的东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在监狱里天天吃牢饭,我也不觉得有多苦。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像我过去的那一半过完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一块过完了。我现在起,我新生一样,从零开始,过另一半的生活。在来美国前,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我说,你看我出来了,好像出监狱的过程还没有走完。为什么呢?孩子还没见,妻子也没见着。我觉得好像只有和她们再见一面,过一段普通人的生活以后,我出监的这个过程好像才算走完了。

曹:就是说,你马上要走完这个过程了。

丁:对,走完了。接下来我回去,我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另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职业活动者,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过去总是在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现在我觉得我前50年所做的一切是在为我后面做准备。按通常的话说,I am ready. 呵呵。

公民运动

曹:2016年10月你出狱时,709事件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你出来后,肯定对709的打压模式进行了研判。你的研判和分析是什么?

丁:从对709的打压来看,首先,当局对于线下活动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任何线下活动绝对是要被打掉的。所以我们希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放弃类似围观这样的线下活动,主要集中到线上。第二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抱团式的、将各种力量资源聚合到一起的行动,会高度敏感。个人或群体,如果守着自己的界限做,他们相对还能容忍。一跨界就不行。比如网上的一些大V知识分子,他们长期发声,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他们,因为他始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出现,没有和其他人去协作。我们觉得也可以用这种形式继续发声,这不是个问题,但是从聚集社会力量的角度看,不能够满足于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看起来好像在各自发声,但必须有互相的交流协作,而且要渐渐的形成一个意见共同体,并逐渐的扩大影响力。

曹:新公民运动这个词,或者说这个运动还存在吗,还是已经被打散了?

丁:新公民运动这个标签,是我们被抓进去后别人给我们加的这么一个东西。许志永写了一些文章,倡导新公民运动,但是从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公民运动,没什么新和旧,到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希望淡化这个标签,淡化小圈子的味道,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个总体目标的人,能够走到一起来。

曹:你到各地去,和朋友见面,也是有意去建立这种联系,对吧?

丁:对。我到一个地方,就在相关的圈子里发信息,可能有30个50个人,我会给每个人发信息,告诉他,我来了,有没有空吃个饭。【2017年8月】去西安就是这样。那天晚上开始说有8个人来,实际来了32个人。一些线下的朋友知道了,说丁律师来了,就呼朋唤友,一块来了。好多都是沉寂多年的人,也来了。有人说我是64前的老民运,有的是98年组党的人,有的是网民,有的是人权律师。对我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希望成为真正拥有公民权利的中国公民,尽每个公民的责任去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

曹:三十几个人吃饭聚会,国保不知道吗?

丁:他们事先知道的。聚会当中一位长期受监控的前政治犯用电话约了几个朋友,被国保监听了。到晚上到9点的时候,当地一个国保队长进来了,说我们接到举报说有人在这里吸毒,这时候哗啦一下一大堆警察推门而入,可能有60多人,然后几辆大巴把我们全部带到了派出所。

曹:这么大架势?

丁:对,有的警察还带着冲锋枪。到了派出所就搜手机,然后开始做笔录。给我做笔录的时候,警察跟我说,“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里是在搞传销,听到你们讲话,还有掌声。说是非法传销。”这期间有网友知道消息后打电话到派出所问为什么抓人,他们又回答说我们在非法集会。就这样一个事情,他们编造了三个回答。

曹:你们被拘留了多久?

丁:从晚上到9:30到第2天早上3、4点。6个小时的样子。最晚的大概早上5点的时候离开派出所,因为他们第2天还要上班。多数人是有正常工作的。

曹:新人会比较紧张吧?

丁:来的人基本上是关心社会问题的人。32人当中有12个人是前政治犯,坐过牢。另外1/3的人以前有过喝茶经历。还有1/3的人是第1次经历喝茶,心情忐忑不安。但是这个过程走完了之后,他们反倒很坦然了。经历过一次后,他们会更有勇气去面对这种特殊手段。

曹:我最近跟王丹做了一个访谈。他在台湾教书的几年里和90后的陆生建立了很多联系。他对90后的中国年轻人抱有很大希望,他说这些年轻人当中有90%是潜在的反对者。王丹和你同龄,他说他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中国在这一代人的手上发生变革。

丁:这一点我也是有信心的,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一定会完成这个事情。也许我们需要奋斗25年才能够完成变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参与建设。但没关系,但我们一定能看得到变革的。

曹:刚才你讲到和许志永在脾性上和做事风格上的不同。我知道许志永有从政的目标。你为之努力的变革如果实现的话,你有没有从政的打算?

丁:没有。我到了一定时候,就希望自己是闲云,并不想参与到后面的事情中。如果最大的障碍搬掉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志永有政治抱负,他没准想去竞选总统吧?我没有,真没有,一点这个想法都没有。我现在之所以去做这个东西,我是从认识上、从心理上、从生理上对这个东西反感,和我的生命完全格格不入。

曹:我知道你说的这种生理上的反感。我一直说,最彻底的反对,恐怕是从审美上的反对:你厌恶它,一刻不能忍受它。你不仅在理念上反感,你在生理上都反感。

丁:讨厌他们那种形象,讨厌他们那种话语,讨厌他们加于你的那种生活方式等等。跟它沾边你马上就觉得很恶心。

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你做的选择。但是在我看来,你好像获得了某种自由,你不害怕这种自由。

丁:我的生命哲学是,所有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东西束缚我自己,但是我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这也是国保在跟我打交道的时候,包括一审,觉得不理解的地方。他们说你是个商业律师,我们知道你很灵活,你总是在寻求可以折中的那种平衡方案,我们相信你也会对自己的命运做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他们很期待我最终会悔过,会写保证书。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做这种选择。对于我来讲,有些原则是不能够突破的。所有的交易,所有的妥协,所有的平衡都是在这些基本底线之上的。过了底线就不要谈了。比如说你让我认罪,我没罪。我从内心深处不觉得我有一点点的罪,我也不认为哪一点事情做错了。你让我认罪,悔过,保证。保证了之后对我就是约束,我做不到。所以不要谈。所以他们在头三个月之后,所有的时间就是在不断的做说服工作。

曹:我不懂。权力在他们手里,法律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抓就抓,想造什么罪名就造什么罪名,想判多长判多长,他们为什么这么在意认罪这个事情?709也是,旷日持久,威逼利诱,不择手段,一个一个逼着认罪。

丁:认罪在心理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同时社会影响也非常大。从心理上讲,你认罪了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对自己的人格、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了一个彻底否定,这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出来之后心里非常不舒服,非常难受。很多人在我看来属于这种状况。

曹:709 律师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及在看守所中无一例外受到了令人发指的酷刑。当局似乎决意要摧残这个群体。我认为这样的残暴要花很长时间才会真正显示出它的意义和后果,令人心碎。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你和许志永在新公民案中都没有受到身体上酷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丁:我觉得他们没有对我们这波新公民被捕者实施酷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做的、我们说的、他们所了解的、以及我们最后所交代的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基本理念:我们做什么,说什么,不藏不掖。709不一样。他们想让709这些人交代出他们认为有、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对他们施以酷刑。他们认为还有什么东西藏在后面。第二,当时他们没有把逼我们认罪作为目标,你不认罪我们也判你。而709这一波是把认罪作为他们的一个目标了,不认罪不行。而且709里面用认罪做砝码,你认了罪我就放你。王全璋到现在没有一点音讯,就是我相信王全璋还没认罪。换到现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些不认罪的人,没准跟王全璋差不多,还关着,没准也会受酷刑。认罪这种目标应该跟习的思想是一致的。

曹:希望你往后能顺利来美国,一年至少来一次。

丁:我相信能来的话,那是命运注定我还能来。不能来了就不能,顺其自然。

2020年3月19日

来源:中国公民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长平:李文亮微博—“中国哭墙”下的抗议

2020年3月19日,的微博留言,骤然增加了10万。此时,他离开人世已经42天了,但是微博从来没有停止更新。

2月1日,李文亮医生在自己微博帐号上写下此生最后一条微博: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2月7日,李文亮去世。在公众心中,他以新冠病毒”吹哨人”的身份死于新冠病毒,而且因为他的哨声被训诫、被掩盖,导致中国乃至全球更多人受害。作为专制政治下选择无多的一种抗议方式,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这条微博留言。

这些留言中有大声的抗议,但是更多的是低声的倾诉,或者只是一声问候,聊一下天气的变化,当日的街景。有些留言说,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成天哭。还有人借此地方来缅怀亲人: “李医生,我母亲因为肺功能衰竭去世,如果您在天堂能看到她,一定要帮我嘱咐她注意身体,一定要健康的。”

无论如何表达,没有人心里会感到轻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里成为”中国”,”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李医生,您能瞑目?

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日,通报说,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委成立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

3月19日,调查结论公布,认为”中南路派出所出具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要求”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武汉市公安局立即执行,撤销了训诫书,并追究了武昌区公安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力和民警胡桂芳的责任,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和行政警告处分。

China Wuhan Arzt Li Wenliang Verh?rprotokoll wegen Verbreitung von Unwahrheiten (Weibo)

武汉警方向李文亮发出的训诫书

“中国哭墙”的当日主题成为:李医生,您能瞑目?

正如网民所说,这个调查时”开着航母出海声势浩大,结果抓回一只泥鳅交差”;”又是炮灰,找了几个替罪羊,冤完医生再冤民警”;”李医生,他们只处理执行的,不处理决策的”;”基层民警开了个训诫书,央视都知道了,轮番报道,当他妈的老百姓都是大傻子呢?真是应了那句话:他知道他在撒谎,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他依然撒谎!”

最高领导层最初决定瞒报疫情,在中国早已经不是秘密。行政和司法部门一切行动、主导的一切舆论,都是在这个”统一指挥”之下的准确反应。吊诡的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又中央派出调查组对一个普通的遭遇进行调查,也是而且只能是”统一指挥”之下的部署。

人们不仅无法期待这份调查对高层决策做出正确的描述,更不用说追究责任,而且也丝毫不涉及改变”吹哨人”受罚的政治环境:其他几份同样性质的训诫书应该撤销吗?今后同样性质的”吹哨”行为还会受到处罚吗?网民们要求的言论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吗?”老子到处说”仍然只能是借助一个智者骑在青牛背上的讽刺漫画吗?

未来的人们会记住,这堵哭墙存在过

跟每一次含有人为因素的公共灾难发生之后一样,这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进行的又一场舆论巷战。在无处不在的巷战中,李文亮微博是一个堡垒。目前,它被充满怨气的民众占领着。尽管大多数评论都小心翼翼,避免太过敏感和刺激,只求倾吐和哭诉,但是宣传部门仍然不会坐视不管。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Imago/epd)

德国之声专栏作家长平

3月19日的一条网民留言说:”看了几个排名靠前的评论,竟然一点也不惊讶,网络一大波的攻势又开始了,看着恶性,已经懒得评论了,严重的话更不敢说,我怕消失。只能来你这里,轻轻的对你说,不管怎样,你总算是得以平反了,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安息。活着的人无力改变,只能寄希望你在来世能幸福,祝福你。”

这些留言道尽了中国人的卑微、压抑和无奈。但是,无论如何,未来的人们会记住,这堵哭墙存在过,而且或明或暗地铭刻着:”不能,不明白”,”我要言论自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以及”老子到处说”。

转自:DW

来源:中国公民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许艳:余文生律师案情况通报(2020年3月20日)

3月15日,申请紧急启动保护

在3月15日,已经向市长陈吉宁市长、7位北京市副市长、1位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通过EMS邮政方式寄出。

请求帮助事项:

1、立即去徐州市调查,律师现在的身体情况?有没有遭到酷刑?并请给予家属答复。

2、请北京市政府,明确要求江苏省徐州市政府,立即无罪释放北京市民余文生律师。

3、请北京市政府,以北京市政府名义立即向中央发文件,介绍北京市民余文生律师法律权利被剥夺和不应该被强迫失踪的情形;请求中央能协调与要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依法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体现法治。

3月20日,许艳手机收到一个[市信访办]10657502151611发的短信,请向江苏省有关部门提出。

我想说:1、我是申请北京市政府,看能不能保护北京市民余文生律师?看来梦想又被灭了!2、徐州市、江苏省,包括最高的有关部门,都邮寄过材料。能收到短信的,已让人很惊讶!

我不放弃为丈夫维权,会继续为余文生律师案,去寻找有关部门监督与纠正。

我希望能找到可以监督与纠正的公职人员与有关部门;我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谢谢大家对余文生律师案的关注与帮助。
许艳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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