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重判异议记者9年惹议 学者:美施压越南改善人权力道薄弱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林柏宏
越南独立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资料照)

台北 — 

越南法院周12月14日以涉嫌从事反国家活动,判处著名异议记者范端庄(Phạm Đoan Trang)9年徒刑,引发国际谴责,国际社会要求河内当局释放范端庄,并撤销对她的控告。不过,美国并未祭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专家分析,人权议题非拜登政府的外交优先事项,越南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的抗中伙伴,可能因此不愿就越南人权情况做出积极回应。

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VNA)12月14日的报道,河内市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罪”为由,判处维权人士、异议记者范端庄9年有期徒刑。

报道引述河内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出,范端庄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间,从事了编撰、储藏、散发或传播煽动颠覆国家的信息、资料和印刷品的活动。

官媒报道称,范端庄曾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歪曲国家的路线和政策,诽谤人民政府,捏造散布虚假新闻,引起民众的混乱”。

不过,范端庄的律师阮万明(Nguyen Van Mieng,音译)表示,范端庄在审判中并未认罪,而且将提出上诉。他说,重判9年已“接近这个罪名的刑期上限”。

关押记者数全球第四 越南人权改革缓慢

现年43岁的范端庄是越南知名的民权运动人士,她长期投入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并发行刊物报道人权及警方暴行。她曾定期采访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给予相关的支持和协助。

2020年10月6日,美国和越南才刚结束年度的人权对话会议,越南警方就在胡志明市出手逮捕范端庄,将她送往首都河内并至今,同时不准她与律师会见。

位于台北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雩(照片提供:林若雩)
位于台北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雩(照片提供:林若雩)

针对这项判决,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SSAA)理事长林若雩表示,越南打压异议记者时有所闻。像是今年1月初,胡志明市法院判定范志勇(Pham Chi Dung)、阮祥瑞(Nguyen Tuong Thuy)及黎友明俊(Le Huu Minh Tuan)等三名独立记者犯有散布反政府宣传品罪,判处他们11年至15年的重刑。林若雩说,越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但人权改革却始终牛步。

林若雩告诉美国之音:“越南虽然它的国家经济情况是很好,有经济改革,还有社会变革,但是越共还是相当地严厉,对于这些异议人士很严厉的一些处分,不断地打压新闻自由,目前看起来是很难有所改变。”

根据总部设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12月出炉的年度报告,目前在越南至少有23位记者遭到关押,人数高居全球第四。

有限度开放 越共统治不容挑战

不过,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张春炎认为,相较于全球其他的共产体制国家,越南的人权状况其实不算太差,但在越南的一党专政下,容不下任何对其统治正当性的挑战。

张春炎告诉美国之音:“过去越南在数位空间的开放程度,其实在共产世界或者是在威权世界的国家里头,它是算表现不错的,因为它不禁止脸书的。越南接近上亿人口,脸书的使用者有上千万人。越南共产党修改宪法内容的时候,针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直维持一件事情,就是党国体制不能被挑战。”

张春炎表示,在越南,挑战党国体制就等于诋毁,若当地维权人士在网路上非议党政事务,往往被视为采到红线。

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张春炎(照片提供:张春炎)
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张春炎(照片提供:张春炎)

张春炎说:“你看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例子,这些部落客在数位空间所做的言论,只要有碰触到它(越南政府),甚至跟国际之间的关系愈紧密、愈有影响力,他愈会被视为是一个头号战犯,然后进行打压,也就是,我(越共)依法执法,我的就是这么规定的,我有我的亚洲价值,我有我的亚洲的style(执政风格),那它就会这样子去执行下去。”

针对范端庄遭重判,美国已对越南政府提出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 12月14日表示,美国注意到联合国最近的意见,联合国认定越南对范端庄的任意拘留,已违反其对国际人权承诺和义务。他说,美国呼吁越南政府释放因促进越南人权和良好治理方面工作而得到国际认可的范端庄,并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用担心被报复。美国也敦促河内当局确保法律和行为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以及遵守国际义务和承诺。

根据台湾媒体关键评论网12月14日报道,河内当局对范端庄的指控和不当对待,已经违反越南于1982年批准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此外,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也呼吁越南立即释放范端庄,并撤销对她的一切刑事控告。

卡玛拉·哈里斯副总统(Kamala Harris)今年8月访问越南时,就针对当地屡遭外界抨击的人权状况做出表态,表示不会回避“任何困难的沟通”,会在必要时就人权议题发声。不过,美国要求越南政府改善其人权纪录,似乎仅限于口头呼吁,近期更未祭出任何相关的制裁措施。

对中立场有别 美对越、柬人权态度也迥异

对此,专注研究东南亚政治及国防议题、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教授阿布扎(Zachary Abuza)认为,这可能与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抗中战略布局有关。

阿布扎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他们(拜登政府)确实关心人权和民主。但从整体来说,它并不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东南亚,最愿意站出来对抗中国的就是越南。从这可以看出,美国和越南对于威胁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美国政府往往不太愿意批评越南。”

然而,面对同样位于东盟、也遭各界指控人权纪录不彰的柬埔寨,美国政府的态度却看似强硬许多。

美国众议院于今年9月28日通过“柬埔寨民主法案”(H.R. 4686: Cambodia Democracy Act of 2021),建议对负责破坏柬埔寨民主的高阶施以制裁;同年11月10日,美国财政部对两名涉嫌贪污的柬国高级军事官员祭出制裁。

另外,美国国务院与商务部于今年12月宣布,考虑到柬国贪污和危害人权事件不断,决定对其实施武器禁运制裁。这项规定于2021年12月9日正式生效。

位于美国华府的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教授阿布扎(Zachary Abuza)(照片提供:国家战争学院)
位于美国华府的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教授阿布扎(Zachary Abuza)(照片提供:国家战争学院)

阿布扎分析,美国政府基于柬埔寨长年立场较为亲中,不愿坐视北京扩大其影响力而不顾,所以,对柬埔寨的立场相对强硬。此外,相较于越南,柬国人权纪录也的确更为恶劣,因此,美国对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政府的动作频频。

阿布扎说:“洪森确实打压该国的自由媒体,并追捕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洪森政府(曾)卷入对政治对手的暗杀行动。当你看到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时,你会感到沮丧的是,它已经从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非常专制的民主国家。”

入选人权理事会在即 越南仍难容异议言论

尽管仍有数十名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不过越南仍将于明年代表东盟参选2023至2025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的成员席次。

对此,暨南国际大学的张春炎认为,包括、古巴、俄罗斯等数个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人权纪录恶化,已经引起高度争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于2018年更曾严厉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古不化,缺乏改革,之后美国退出。即便现在拜登政府以观察员身分重返该委员会,但种种迹象显示,参选国的人权记录即便不尽理想,只要能够获得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支持就能入选。

张春炎说:“在联合国的势力范围里的几个大国,而同时是人权表现不彰,它还是能够选上,比如说中国。既然东协(东盟)已经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区域力量,然后这个区域其他9个国家都会支持(越南),因为东盟(东盟)对外是一致的。再来就是,越南(人权)有没有表现得比过去还要差?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话,它还是可能会选上。”

张春炎表示,越南即使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也不代表其人权状况获得大幅改善,只能说没有严重倒退。

不过,国家战争学院的阿布扎却对越南未来的人权情势悲观以待。他说:“越南,特别是在胡志明市,过去几个月出现批评政府防疫措施的声音,但网路批评人士已遭政府追捕。政府不让异议人士有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他们(官员)害怕,如果放宽异议言论空间,当地活跃的民族主义人士将充分利用这样的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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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男友杀害家人伸冤近五年无果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2017年3月曹玉华、于春禄的女儿于萍,在丰台区某出租屋内被男友杜申雨,之后凶手被取保释放至今逍遥法外,死者父母伸冤控告近五年仍无果。家属强烈要求缉拿杀人凶手杜申雨归案伏法、为亡女于萍伸张正义!

据死者母亲曹玉华反映,2017年3月19日,她的女儿于萍被男友杜申雨在丰台区羊坊花园2号院四单元12层出租屋内杀害,丰台分局办案刑警告知是杜申雨强行将于萍扛进屋内。于萍被刺伤后,杜申雨第一时间是打电话给他远在朝阳区三四十公里以外的父母,而不是拨打120紧急施救,更没有拨打近在咫尺(四合庄就在附近)的110报警,杜申雨的父母接到电话后带着一名不明身份的人到达案发现场,之后不知多久才报的警、叫的120。导致于萍没有及时得到救治,失血性休克死亡,足以证明杜申雨就是凶手。

2017年3月20日早晨,杜申雨在四合庄派出所被释放,杀人犯杜申雨的父亲杜长江开着(中纪委号牌为:京KW 9107)的汽车,将上前阻止杜申雨离开的死者亲属故意撞伤,然后带着杀人犯杜申雨离开四合庄派出所。

之后,丰台分局出具《京公丰刑鉴通字【2017】000060号》鉴定意见通知书,于萍符合被锐器(刀片类)刺击胸部,造成左肺、肺动脉干、左肺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北京市局以故意杀人罪报批北京市人民第二分院,检察院也以故意杀人罪于2017年4月27日正式批捕,但是在2017年6月19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却撤销了对杀人犯杜申雨的批捕。

2017年6月20号杀人犯杜申雨被取保回家。但是女儿于萍却躺在冰冷的冰柜里无人问津!由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荒谬的释法说理书“疑罪从无”替杀人犯开脱罪责、助其逃避的制裁。这明显是知法犯法、故意包庇袒护罪犯!

家属恳请中央纪委监察彻查这起杀人案,严惩凶手并追究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原、现检察长的法律责任,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曹玉华电话:1366121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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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记者赵正被单位暴力裁员

文章来源:观察

中国经营报旗下的媒体被炒,但是拿不到补偿,索性就公开爆料。从举报内容看,这些媒体已经沦落到见钱眼开,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地步。以负面报道抹黑企业,进而逼企业出钱摆平,美其名曰合作。有这么无耻的媒体招摇过市大行其道,所以各种道德败坏迅速扩散到全社会就不足为奇了。以下为爆料全文:

                                                   《》记者赵正被单位暴力情况我是赵正,2003年8月正式加入报社,到今年已经整整18年,可以说我是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报社,献给了新闻行业。这18年我一直默默的做着新闻报道,从“商业新知”到“第一招商”,从产经报道到《商,这么多年辗转了很多部门,是报社里工作年限最长的记者之一。在这个中年职场的尾声却正在被报社无情的抛弃,并且不想给我任何相应的补偿。

2020年11月初的时候突然找我谈话,说我有好几个月杂志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希望我主动离职。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坦率的说我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因为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报社会以这样方式要结束我的工作,尤其是从汪静的嘴里说出来。当时我很气愤,直接拒绝了汪静,并且说的很清楚,可以离开报社,但是必须走《劳动法》的解聘程序和流程。看到我比较强硬,汪静又不想让报社赔钱给我,就说那就继续在报社干吧。

 

没有想到的是,汪静并没有真正想留下我,而是处处“刁难”,请事假不批按旷工算,月底系数打0.6,在工作量完成一万字的情况下,仅仅拿到2200的月薪,在薪酬上算计我。出于愤怒,我向报社人力资源部的龙正红发了投诉信,把半年以来的情况向人力资源部做了汇报,希望报社能做出一个公正的处理。

 

但没想到的是,报社人力资源部和汪静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所有事情都向着汪静,说他们会展开调查,让我在家先待岗,不安排工作做,也不解聘我,年终奖绝大部分扣除,只发了一万,每个月只发北京市最低工资2200元,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离开报社,这一拖就是三四个月,从2020年12月一直拖到2021年3月。期间,我多次打电话给人力资源的主管马卉林,希望报社尽快给我一个结果,马卉林以各种理由拒绝谈判,更不提解约赔偿的事情。

 

可能大家会奇怪,一个在报社工作了快18年,为报社写过数千篇报道,为报社带来过几百万企业合作收入的老记者,为什么突然沦落到被报社抛弃又不赔偿的地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汪静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恩怨纠葛?

     深陷海信举报事件的漩涡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海信的举报事件开始的。2020年7月的某一天,当时我正在外边保养汽车,汪静突然打电话给我和石丹,说海信举报我们了,举报我们新闻敲诈,已经举报到中宣部,中宣部已经委托社科院对报社和《商学院》进行调查,所以要我们三个人一定要保密,回去准备材料和证据。

 

于是,我回去把上半年和海信公关部的相关微信沟通的内容截屏给石丹,还有之前的两篇报道的初稿,当时汪静在看到我给海信公关部发的微信中强调选题是主编指派我做的说辞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是我强调这是事实(这成为后来汪静决定让我离开杂志的主要原因)。过了一段时间,汪静做贼心虚又在三方电话会议里告诉我们即将接受社科院领导的电话会议的调查,为了能顺利通过调查,需要我们三个人统一一下话术,比如一定要强调之所以写海信的负面报道是因为新闻的重要性,而不是为了逼迫海信合作。7月下旬的那天,整个调查过程进行的算是比较顺利,我也按照汪静交代的话术回答了社科院领导的问话。这个事情差不多经历了一个月就结束了。

 

但是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被扣了一部分,我觉得很生气,就去找汪静问原因,她说因为我写海信的报道过程中有显著的错误,把海信家电写成了海信电器,弄错了名字。这确实是一个显著的错误,我也承认。汪静说她被李总骂的狗血淋头,她也很委屈,觉得不平衡,也被扣了工资。当时我觉得既然她比我还惨,那就算了。

 

但是海信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清楚,我觉得海信事件中汪静错误的决策是导致海信举报的直接原因,因此她应该负有绝对的责任。2019年4月海信在我们的多次的负面报道后被迫和《商学院》合作,合作的费用是15万元。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合作却没有好好的服务,只写了一篇2000字的报道发布在杂志上就结束了和海信在2019年的合作。结果合同到期后,2020年海信没有选择继续合作,原因可能是不满意我们的服务,也可能是业绩不好预算削减,总之2020年的合作没有谈下来。

 

所以2020年1月开始,汪静就让石丹给我布置海信的负面报道的选题,石丹告诉我因为海信没合作。我看了选题来源是一个自媒体的内容,内容和论据非常站不住脚,就是一个非常不权威的排行榜说海信销售排名下滑,我觉得用这个自媒体的新闻源去写太危险了,也太不专业了,就一直拖着没有写。作为老记者我对新闻有自己的判断,也有些负面新闻的底线,我不会因为是汪静布置的选题就一定去做,而是要看新闻内容是不是值得做。而且我觉得2019年才和海信合作过,今年就写海信的负面有点不厚道,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次就没有执行新闻的操作。事后据说汪静挺不高兴的。

 

到了三四月的时候,海信电器和海信家电都在准备发财报,这个时候汪静又让我跟进,我觉得作为上市公司发财报的事情可以做,而且因为疫情的影响,海信的海外业务受到很大影响,确实不好,所以我也尽量客观的去报道海信的内容,没有写的过于负面。但是这个过程中确实因为对海信的业务了解的不够深入和疏忽,把海信电器和海信家电的名字弄错了。

 

从3月到5月,围绕海信海外业务裁员和海信电器财报的话题一共写了两次海信的报道,都是汪静要求写的。我虽然觉得在疫情的当下,这么写企业的问题有点不太好,何况是去年合作过的企业,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我如果坚持不写,汪静就会让石丹安排其他记者继续写,我也不想失去一个企业,更不想得罪汪静和石丹。

 

但是就是因为汪静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顶风做负面报道,而且变本加厉的报道老客户,最后闹得客户关系很紧张,这其中我负责的企业包括海信、安踏。安踏的副总裁李玲甚至气愤的跟我说觉得汪静太过分了,毕竟都是合作了五年的客户,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去年才评选安踏为最有价值企业,今年就写安踏业务岌岌可危,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据说安踏的李玲用这话质问的汪静哑口无言。

 

我觉得汪静从2019年开始受到业绩压力,就开始变得急功近利,客户不合作就立马写负面报道,一点不考虑和客户的关系,这种做法闹得销售人员意见很大,本来很多在谈业务,都因为她不管不顾的出负面而停止合作,可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为一个老记者我希望杂志多赚钱,但是我不希望用这种手段去获客,尤其是疫情的背景下,我和销售私下聊起来都觉得应该温和一点,毕竟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什么还要逼企业一定合作呢,今年不合作保持好的关系明年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汪静急功近利,就跟疯了一样,只要不合作的企业都直接写负面,而且是一篇接一篇的写,确实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海信事件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汪静三番五次的逼我去写海信的负面报道,海信就不会去主动举报报社和杂志,至少不会举报《商学院》杂志。所以汪静在这个事件上要承担最大的责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事后她却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认为是因为我报道中的瑕疵导致被海信举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推卸责任,非常没有一个领导的担当,让人觉得不齿。

                                                                                                                                                                                                        海信事件之后的秋后算账

 

其实我要重点说的海信之后我的情况。客观的说海信事件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为此我也过好几天,心理负担有点大,焦虑不想写稿子,工作状态下降了很多。但是一个月后我还是调整了工作状态。但是我却发现我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我就发现,杂志每个月的封面文章专题里,就完全没有和我相关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个策划专题都是石丹主导的,里边的内容基本都是她策划的,具体谁写什么,写哪家企业,她都会详细安排好具体的记者,记者只要照着去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从8月到12月,前后5期杂志的每一期封面策划内容都没有我任何的安排和相关企业报道,我在这一块内容里成了透明的,我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心里很失落。

 

然后就是9月10日一年一度的年会,这个年会活动中所有北京的记者都安排了具体的采访工作,有的记者一个人就安排四五个采访(外地记者没有来京所以没有安排采访任务),只有我没有安排任何采访的任务,我觉得很气愤,就问石丹为什么不安排我工作,石丹说北京的一个记者同事也没有安排采访,但其实那天她被安排做住持人。所以她的解释根本无法说服我,我很生气的选择了请年假,没有参加这次的活动。

 

再后来,我就发现我写的杂志的内容总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发布,比如7月写的杂志稿,石丹没有给我发到杂志上,却给我发到上,最后新媒体只算工作量又没算稿酬。8月写了三篇杂志稿,有一万多字,结果石丹只发了字数最少的那篇,导致我8月又没有完成杂志的工作量,薪水少了好几千。这时我才觉得不对劲,就微信里问石丹为什么杂志的报道有那么多报道都没有发,结果石丹没有给出我任何回应。我觉得即便文章有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找我修改,或者告诉我这次没采用的原因,辛辛苦苦写了上万字,说不用就不用,也不给任何理由,我觉得这么做太不尊重记者的劳动了,也直接导致我每个月税后就拿4000块,说实在的我很生气,但是为了不得罪石丹和汪静,我也忍下来了。

 

还有杂志的其他内容,很多都是从新媒体上选的比较好的内容直接发在杂志上的,别的记者写的新媒体就可以直接被选择用到杂志上,但是我写的新媒体报道就从来没有一个被选择上去的,哪怕是7月写的万国置地的报道在全网获得超过50万点击,在商学院公众号的点击也超过一万这样的超高点击,这样的文章依然也没有被他们放到杂志上去。

 

还有就是以前我主要负责几个合作企业的合作撰稿的事情,比如国美、安踏、海信等,这些企业已经服务了三年,对我的报道质量也很满意,很认可我的写作水平。但是海信事件之后,国美和安踏得合作就被安排给其他记者做了,没有和我打任何招呼,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用我了”。

 

所以几个月下来,在商学院遭遇这样的对待我很心灰意冷。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汪静却突然找我谈让我主动离职的事情,这让我无法接受,当即我就拒绝了。我觉得我在报社做了17年,虽然没有写出来过什么惊世骇俗的报道,但是也一直保持报道的专业性,之余还通过报道的影响力给报社带来了数百万的企业合作,从2018年到商学院这三年,带来的台作就超过200多万元,我在报社17年,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报社,现在四十多了,因为一次海信事件,就让我背锅,想让我离开报社,我觉得做法太不厚道了。我在报社17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报社的事情,也没有混过日子,为什么汪静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挤兑一个老员工离职呢。

                                                                                                                                                                                                                                           商学院杂志变态的薪酬

 

还有一点我必须不吐不快的是,来到《商学院》除了写杂志报道,还要做新媒体报道,但是新媒体报道稿费低的令人发指,写一篇新媒体报道同样需要报选题,发采访函,进行采访,写稿和修改,这么复杂的一个写作流程和工作强度,却只能拿到平均只有200多元的稿费,汪静却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是按照点击付费,稿费低是因为稿件点击不理想。

 

我对2020年11月的新媒体做了一个统计,这个月一共发布了40篇新媒体报道,按照点击计酬标准,这40篇报道一共的稿酬是9000元,平均每篇报道稿酬只有225元,这还是在2020年初涨了一次稿费之后的情况,之前的稿酬更低,低于500点击甚至没有稿酬(三条、四条位置的报道基本都很难达到500以上的点击)。也就是说2020年11月,15个记者平均每个人才挣了600元的新媒体稿费。不是我不愿意多写稿,是我觉得汪静根本就不尊重员工的劳动,处处算计员工,既不想花钱又想让员工卖力工作,不知道这样的管理者和嗜血的吸血鬼有什么区别?说她是现代周扒皮,说她是铁公鸡,真是再贴切不过。

 

在《商学院》杂志工作的这三年里,我先后为杂志带来了十几个企业的合作机会,直接带来的合作收入超过250万元,携程、 Ppmomey、同程、华帝、江小白、好未来、精锐教育、良品辅子、每日优鲜、海信都是因为报道的力度带来的合作。此外,做过的原创报道也获得了很好的影响力,2019年12月三只松鼠的供应商调查报道在《今日头条》获得了80万的点击,2020年7月万国置地的报道在《今日头条》获得了50万的点击,这两篇报道也是迄今为止《商学院》新媒体文章在网络转载中获得的最高的两次点击(稿费也依然只有可怜的几百元)。

 

无论是直接间接贡献的真金白银,还是报道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无愧于《商学院》杂志,但是汪静竟然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无视我曾经对杂志做过的贡献,也无视我的专业报道能力,将一个为报社工作18年的老记者清除出去,并且不想做任何赔偿和补偿,请问这是一个有基本良知的管理者能做出来的事情吗?为杂志写着高风险的报道,拿着微不足道的收入,出了问题还要替汪静背锅,请问在座的记者们,你们还敢为这种毫无担当的管理者工作吗?

 

或许我即将离开这个已经工作18年的地方,但是我并不留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人生道路一条条,何必一辈子只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扭曲,毫无底线的机构里工作。但是我不会主动离开这里,我一定会为自己的权益争取到底,斗争到底!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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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藏的法庭最后陈述:《法庭上的自由诗》

【编者按:王藏王利芹夫妇国家一案于2021年12月15日在楚雄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据了解,本案以所谓涉及为由不公开审理,显然这是为了阻拦旁听的借口,王藏的母亲在开庭前被多名维稳,甚至连与辩护律师都无法见上一面。王利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本来患有轻度抑郁症,在与律师的会见时,她甚至无法想起自己儿子的名字,王利芹多次入院,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她仅仅为自己的丈夫公开喊冤就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呼吁立即释放王利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题记


红疫和牢狱,翻腾鸡血
在伟哥作用下同时响奏凯歌
青丝瞬间暮雪
鲜肉的盛宴光天化日流油
血骨的灰烬暗地悄然寸断
失败者继续作为燃料
一时的胜利者继续咬牙宣示着
党政军合一,政教合一,三权合一,公检法司合一
坚决维护死亡和恐惧那永不变色的履带

病毒即历史,即现实,即未来
废墟即家园,即生命,即美学
病毒和废墟即是百年巨瘤,万岁春梦

时代用屁眼代替嘴巴
我用一根脊椎,两个瞳孔,几番秋雨,挤压呼吸
钻板上的磷火再度胜负刀下
铭记墓原的光影,祼舞吐血,伴随株连独立


一江血水继续向东流
窒息和蒸发照旧
未来的原告,站在今天的被告席上
被颠倒的何止乾坤,被胀裂的何止圆月
被泼污的何止心脑,被奸弄的何止语言
钢铁菊花绞灭着蝼蚁的根脉
绞肉机,切割机,搅拌机,挖掘机,压路机,粉碎机,榨汁机
杀机重重,运动不息
肉体的命运,总是成灰,灰总是灰飞烟灭


国家公敌,总是,被摧残
挺立的诗灰,总是用血泪自焚成灵
意淫的崩溃中,自由的象形
正破镜而出

2021年12月于楚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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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兵会见郝劲松后被特别检查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近日,律师从山西五台县会见后,在乘车回京时遭遇铁路特别检查,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扣留。

黎雄兵:在五台县看守所结束会见著名公益人郝劲松,从忻州站乘K1293次列车至太原转乘G624次高铁回北京。    K1293次开进忻州站时,几名铁路警察要求购车乘客集中,挨个排查。    “找到了,在这!”当我出示身份证时一名警察如获至宝。    “打开背包,我们检查!”另一名领导模样的警察箭步跟近。   他们打开我的书包,翻阅、案卷文件,神情复杂的盯着那本《论党史》放行了我:“你走吧”。   问为何要拦查我,回答说因为我过安检时,背包里有疑似危险品。我说,那应该直接在站台上找“危险包包”啊,为什么是查身份证呢?他们笑而不答。   乘客已经登乘完毕,列车在等我,我获准上车。目送几名警察俊俏帅气离去时,我记下了其中一位警察的名字:太原铁路,张志伟。   上车,靠窗落坐,列车徐徐启动。很快,两名列车乘警徐徐走来,再次走了一遍刚才的程序,查身份证查车票查物品。我要求他们出示警察证:太原铁路公安局,段永军。问为什么又查我,他们说“系统推送,协查”再次确认了我的行程,忻州转乘太原回北京,协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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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认同指数创4年新低 评论员指社会氛围做香港人要偷偷摸摸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汤惠芸
资料照片:香港一名妇女在香港机场前往前与家人分别(2021年6月30日)

香港 —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身分认同指数继续排名第一位。如果将“香港人”和“中国人”身分对立比较,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较同样定义的“”比率为高。不过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显著上升,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则创2017年6月以来的新低。有时事评论员分析,今次调查的回应比率同样创新低,估计可能受瓦解等社会氛围影响,市民不敢回应身份认同等民意调查,形容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由1997年7月开始,每半年公布一次有关香港市民身分认同的民意调查。

香港人认同指数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12月1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11月29日至12月3日,由真实访问员进行随机抽样访问,成功样本为1,001名18岁或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居民。

调查中没有涉及身分对立问题的独立评分结果显示,“香港人”身分认同指数达75.9分,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下跌0.3分,继续排名第一位,其次是 “亚洲人”,认同指数为69.8分,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上升0.6分;第3位是“世界公民”,认同指数为65分,上升0.2分;第4位是“中华民族一份子”,认同指数为60.7分,下跌0.2分;第5位是“中国人”,认同指数为56.8分,上升0.9分;第6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认同指数为53.6分,上升3.1分。

民研表示,把个别样本的认同感评分和重要性评分的几何平均数乘以10,就得出0至100分的“认同指数”,0分代表绝不投入,100分代表绝对投入。所有身分认同的选项,对比半年前,全部评分都没有明显变化,但“香港人”的重要性及认同指数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

自称中国人比率显著上升

如果将 “香港人”和“中国人”身分对立比较,让市民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以及 “中国的香港人”四者中选择自己最认同的身分。结果显示,有39%受访者称自己为“香港人”,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下跌5%;自称为“中国人”的有18%,与半年前比较上升5%;自称为“香港的中国人”有11%,比半年前下跌3%;自称为 “中国的香港人”有31%,比半年前增加3%。

香港民意研究所12月14日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分调同调查,香港人身分认同指数创2017年6月新低 (美国之音汤惠芸)
香港民意研究所12月14日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分调同调查,香港人身分认同指数创2017年6月新低 (美国之音汤惠芸)

民研分析,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受访者比率,都比同样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显著上升,而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则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

评论员指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出席记者会的前油尖旺区、时事评论员李傲然表示,这项民意调查的实效回应比率急剧下跌,由2019年12月的接近63%,到去年12月的70%,至今年6月大幅下跌到55.1%,今次再大幅下跌超过10个百分点到44.9%,估计可能受公民社会瓦解等社会氛围影响,市民不敢回应身份认同等民意调查,甚至不敢去认自己是香港人。

李傲然说:“首先要了解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一年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是公民社会急速瓦解的,是很多公民社会的团体,是解散、消失,甚至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比较知名度高的人物,是相继被捕、入狱、流亡,或者甚至乎是退出这个公民社会。所以变相其实对于整个公民社会,那个打击是非常之大。好了,关那个(民调)数字什么事呢﹖首先我的理解或者我见到这一个数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其实大家已经不敢去认自己是香港人了,亦都不敢去回覆类似这些身分认同的一些调查,其实到底现在香港发生什么事呢﹖是不是真的要去到这么严重的思想控制、自我审查,连这些自我的身分认同的一些调查都不(回)覆呢﹖其实对于香港的公民社会是很可悲的。”

李傲然形容,过去一年香港的公民社会变得很可悲,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李傲然说:“就是大家已经不敢去回答、回覆这些问卷调查,即是俗一点讲,连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即是这个对于香港的社会来讲是很可悲的。”

国民教育提升中国人身分认同成效不大

按年龄层分析,18至29岁的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的的比率最高,达73%;其次是30至49岁的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为41%;50岁以上的受访者有29%自称为“香港人”。

至于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18至29岁的受访者最低,只有5%;30至49岁的受访者,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为16%;50岁以上的受访者有22%自称为“香港人”。

李傲然认为,调查结果反映当局推行国民教育等爱国教育,对提升香港年青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成效不大。

时事评论员李傲然表示,近一年来香港公民社会瓦解的氛围下,连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美国之音汤惠芸)
时事评论员李傲然表示,近一年来香港公民社会瓦解的氛围下,连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美国之音汤惠芸)

李傲然说:“我们亲爱的(教育)局长(杨润雄)说,‘战争是残酷的’。我今天说的就是,民意数字对于这个特区政府都不见得很仁慈,我们会见到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了,但是好像没什么大格局上的改变,而这个数字其实有一点是未能够表现到出来的,就是现在11岁到18岁那个年龄的族群在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个在香港暂时没什么人有数据,但是有一宗新闻今日(12月14日)发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即是某星二代、不开名了,大家知什么事了,某个星二代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就讲了一句说话,跟着他的母亲就在另一个社交平台,我不用的,那个社交平台就急急澄清。”

香港艺人15岁儿子被贴“港独”标签

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二报道,近年专注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香港艺人张智霖、袁咏仪夫妇, 他们的15岁儿子张慕童近日于 社交网站Instagram限时动态开放网友提问,有网民用英文问他现在是不是在中国。

张慕童贴出一张身处香港的照片,并用英文回应“NO”(不是),被中国大陆网民截图,并转发到中国社交媒体上,有网民甚至把张慕童贴上“港独”标签。

袁咏仪星期二凌晨在微博帖文代替儿子道歉表示,“关于张慕童在社交平台因为英语用语上,失言造成了误解,我们及时发现并立刻进行了纠正,亦对他反复强调了正确严谨的用词,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想到这次必会受到批评,我们也已从这次事情意识到问题所在,就是我们疏于规范他不严谨的表达,这实在是我俩作为父母之过。”

袁咏仪又表示,“我们一家爱国爱港,支持一个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会做我们身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不会做的一定不会做。”

18岁以下青未必受爱国教育影响

90后的李傲然又表示,民调未能反映18岁以下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不过,他认为这个族群未必如外界所想,已经受到国民教育等课程影响。

李傲然说:“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以为11岁到18岁那个族群,就必然是已经接受了爱国教育、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升旗,甚至乎很多中小学的教科书,都是以这个为先,‘没有国、那有家’,还有我是这个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所以我是中国人,大家可能很先入为主,就觉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就必然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或者必然就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大家深思的。”

中国官媒批民研制造分化撕裂

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来多次发表有关12月19日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除了引起香港亲中传媒批评,上星期四(12月9日)中国官方《人民日报》亦发文,点名批评香港民意研究所推出类似“民调”资料,影射这次立法会选举市民投票意愿惨澹,意图用所谓“民意”挟持社会。

文章批评香港民意研究所“偷换概念”,在身份认同调查时,弄出“中国人”、“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一大堆“伪概念”,目的就是要制造分化撕裂。

钟剑华指香港人身分未必与中国人对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上星期五(12月10日)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大陆亦有不少关于身分认同的民意调查,包括“上海人”以及少数民族的身份调查之类。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 钟剑华 表示,香港人的身分未必与中国人身分认同对立,身分认同调查不会引致撕裂及对立 (美国之音汤惠芸)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 钟剑华 表示,香港人的身分未必与中国人身分认同对立,身分认同调查不会引致撕裂及对立 (美国之音汤惠芸)

钟剑华强调,作为香港人,认同香港人的身分未必与中国人的身分认同对立。

钟剑华说:“我发觉原来(中国)国内都有相当之多的调查,是在做上海人的身分认同、湖南人的身分认同那些调查,原来都很多的、都很多的,至于那些少数民族的身分认同调查都很多的,我相信作为香港人,我首先认同自己那个香港本位身分,其实同我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分是没什么冲突的,我小时候人家问我是什么人,我都是说自己中国人先的,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我不敢代表所有人,但是有些人是这样看都不定,现在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将香港人、中国人,这两个观念成为两个分化的观念,若果是的话,究竟谁人造成分化呢﹖我希望大家认真想想这个问题。”

钟剑华星期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中提及的6个身分认同选项,相互之间没有排斥性,他认为6个类别都适合他自己。

钟剑华说:“你问我的话,6个类别都适合我的;即是我又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又是亚洲人、世界公民、中华民族一份子,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那个问题就是,身分认同总是会这样的了,即是总有一些会重要些,有些我们会觉得是看得紧些,这个从本位出发的话,自然我们对那个本位社区,那个认同感一般来讲会比较强,这个很自然,等于我上次都讲过,在(中国)大陆上海做的调查,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先称自己上海人,才称自己是中国人的,所以我们的意念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刻意将几样东西认为是对立,引致撕裂、引致这个对立,这个是根本对我们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误解,所以上星期有篇文章都这样写,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陈家洛指建制智库亦做身分认同调查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上星期五(12月10日)国际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长年累月进行有关身分认同调查的智库或者机构,不只香港民意研究所,亲建制的智库都有做,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民主思路,他认为亲中传媒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民意研究所。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表示,亲建制的智库都有做关于香港市民身分认同的调查,他认为亲中传媒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民意研究所 (美国之音汤惠芸)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表示,亲建制的智库都有做关于香港市民身分认同的调查,他认为亲中传媒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民意研究所 (美国之音汤惠芸)

陈家洛说:“建制派的智库有一个是汤家骅负责的,它每年都会做一个一国两制的调查的,它最新的报告是讲,我(有)用的所以我知(道),它最新的报告就是说,香港人同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比以往是更加对立的,它是这样写下去报告里,你先骂它不要骂我啊。你就说它是不是煽动啊、制造仇恨啊、分裂,你骂它啊,做人做事什么都好,‘扣帽子’你有政治任务在身,特别今日我有一些牢骚,就是(12月)10日是国际,你就搞思想、言论、学术自由,都给你连环攻击,这个是对香港来讲,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全世界见到这些所谓攻击,其实对、你猜大家会对中国会更有好感吗﹖不会的,对那个政权会有好感吗﹖是不会的。”

“民主思路”在今年8月30日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结果,其中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6月21日至7月9日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了1,00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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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市民的身分认同,调查分别询问受访者对“香港人”及“中国人”身分认同的程度。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身分认同的评分为8.23分,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0.03分;对“中国人”身分认同的评分为4.87分,较半年前上升0.14分。

15岁少年刘玉琨的微博求助

作者:刘玉琨 文章来源:网络

我叫刘玉琨,今年15岁,是市湛河区莲花盆村

 

2017年要求我家房屋拆迁,个靠卖面条为生的一级(天生罗锅),因房屋拆迁谈判没有谈拢,在去压面条的路上,被多人暴打住院,后被各种威胁和种种压力下被迫答应拆迁。即便如此,开发商还不履行合同不赔付房子,导致父亲穷困潦倒,心理压力太大,每日郁郁寡欢,后患重病没钱治病而离开人间。

 

父亲死后,奶奶每日以泪洗面,因悲愤和压力太大而患上瘫痪在床不会说话,见人就哭。

 

爷爷脑溢血后腿不能走路,而我辍学在家,爷爷奶奶生活不能自理,家里没钱也没房子住。

 

希望人士看到帮我们家人讨一个公道,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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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村民辱骂村干部被拘留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2020年初,湖北利川市人士肖某,在驾车回家途中发现公路被人用车拦住,车上的标识显示这是当地政府的防疫措施。肖某联系该车主(村)要求挪车让行,拒绝并让其绕路回家。肖某绕路两小时回家后,越发气愤,便打给该村干部对其辱骂长达两分钟。次日,肖某被以寻衅滋事为罪名7日。

 

经调查,2020年1月27日晚7时许,团堡镇龙台村肖某在该镇虾蟆塘村走亲访友后,驾车回家。车辆行驶到虾蟆塘、龙台两村交界的村级公路处时,发现一辆轿车将此段公路封堵。轿车上已标贴封路事由:疫情防控,临时封路,并留有虾蟆塘驻村干部(车主)的挪车电话。

    

原来,此段公路虾蟆塘村委会已按“利川市感染的防控指挥部通告(第3号)自2020年1月26日零时起,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实行交通管制”的命令,采取放置车辆的方式进行了隔离封路。

    

肖某停下车后,电话联系车主让其挪车让行,车主在电话中告知肖某自己是派驻虾蟆塘村驻村干部,按照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命令对此段公路进行封闭隔离、并反复询问对方是否有紧急特殊事情急需办理,肖某电话中回复没有特殊事情只是回家,驻村干部(车主)遂劝说肖某在当前病毒疫情防控的严峻态势下不要拜年、串门、聚餐。因当时驻村工作人员都在参加全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车主也建议肖某选择其它小路绕行回家,不予为肖某挪车让行。

   

肖某绕行近两小时回家后,为宣泄心中对封路的不满,拿起电话就打给车主,侮辱谩骂车主长达两分钟。

    

1月28日,团堡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依法传唤肖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根据相关证据证词,肖某对辱骂驻村干部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利川市依法对肖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中国文字狱事件评论:这个案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算文字狱,但也属于错案。肖某打电话给村干部对其辱骂,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的定义,但他“长达两分钟”的辱骂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实质上的损害,所以显然不足以被认定为寻衅滋事。政府的野蛮防疫措施让他绕路两个小时,却受不了两分钟的骂,显然是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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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示别样的景观纪念世界人权日

文章来源:

12月10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这一天世界各地众多国家都会以各种形式来纪念日,以便宣讲普及人权知识,而宪法宣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中国,却掀起了疯狂围堵、软禁严控维权人士、独立作家、律师等等一切不顺服于权力者的维稳,使整个人权日变成禁止人权、的日子,由此暴露着中共当局对人权的恐惧与敌视。

 

据北京独立记者高瑜于12月9日通过推特披露:“年年如此,懷疑決策者是不是‘兩面人’?有意要毀壞中共形象。明天是世界人權日,今天警察和警車就來了,說要站到11日。我不得不問‘你們給世界人權日上崗,這和當街搶老農甘蔗的保安公司的行為,哪個好看?’我做左肩換人工軸的手術出院半個月,左臂帶著護具,看我這樣的老太太,你們的四個自信又在哪裡?”有网友“八九季风”跟帖留言:“他们也提前给我打了招呼,这几天不要发声,不要乱动。”

 

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夫人许艳通过推特披露:“12月9日,早上约6点钟,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已经被约9人堵在家里,门都开不了,出不了门,说至少到12月10日晚上,之后是否让出门没有给明确答复。因为用力想推开门,外面的2个男的用力猛撞了1-2下,许艳的肋骨一直非常疼。”

 

还有“709大抓捕”受害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也披露:“早上开门,两女一男堵在门口。全璋说:‘你们干什么的?我要送孩子上学!’一女说:‘我们替你送孩子。’我喊起来:‘你有毛病吧!你是谁呀?我都不认识你!把孩子交给你,我放心吗?’全璋问他们是谁,让他们出示证件。男的说:你别管,等会儿有人跟你谈谈……”

 

类似高瑜、许艳、王全璋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所遭受的被限制人身自由,亲人受连坐的情况,不是的特例,而是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独立作家、异议人士的普高状况。当然这种状况也并非今年才发生,而是过往多年来就是如此,只是今年因为北京即将举办冬奥会而显得更加严酷。

 

人士姜家文于人权日当天悄悄前往北京建国门外亮马河桥的联合国人权署,结果发现整个地区除了大量的警察值守外,几乎是空无一人。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后将每年12月10日这一天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是一个为试图消除不平等现象,建设更美好世界而设立的。 往年这个时候,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亮马河桥附近,都会出现大量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信访维权人聚集于此,用各种方式展示这一群体的基本人权状况。而今年空无一人当然不是中国人权得到了改善,上访维权人士伸张权利减少,而是中共严酷的控制,让一切意欲前往人权署者都无法成行。这揭示了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的严重程度。

 

世界人权日原本应该是各国借机宣讲普及人权知识,让公民懂得尊重人权维护人权的日子,结果却成为了中共严控人权捍卫者,打压一切不顺服于权力人士的日子。这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中共当局害怕公民了解人权、争取人权。一个政权害怕民众纪念人权日,这显示着这个政权与人权的为敌,显示着这个政权建立于侵犯公民的人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维护公民的人权之上。

 

2020年以来,由于中国武汉新冠疫病爆发,进而蔓延到世界,至今仍然无法控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导致疫病蔓延的重要原因是剥夺了最早披露疫情一线医生李文亮等人的权,使他们的报警被当作谣言惩治,使武汉乃至世界麻痹了警惕的神经而致瘟疫肆虐。这是教训惨重的剥夺人权而致人类灾难的悲剧。原本应该引起深切反省与检讨,然而,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反省,而且变本加厉,以控制疫情为借口而通过所谓健康码、行程码等等大数据来加强对公民人身自由控制,并将这种控制瘟疫的手段与长期来维稳手段结合,极大强化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控制力度。现在,中共当局完全可能将政治控制假借疫情控制的名义,来达成使维权上访人士无法离开半步的目的。因为这种行程码与健康码,使一切交通通讯工具都全方位掌控在维稳系统,只要维稳机构将某人要控制在某地,随时可以将他的健康码与行程码改成红色,这样就使那人寸步难行。如此一来,中共当局对维稳对象的控制一下就演化成全社会对维稳对象的控制,并且可以躲开一切政治与人权的名义。这就是人权日北京联合国人权署空无一人的原因。这力证着中国业已达成了对上访维权人士精准有效控制的目的,也显示着中国当下公民人身自由被肆意剥夺的惨况。

 

世界人权日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遭受的围堵、软禁与联合国北京人权署空无一人的现实,让世界看到中国公民人权被剥夺的干净彻底程度。这也算是中共当局让世界看到的另一种纪念人权日的方式。

 

观察 202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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