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如果必须为当下的中国选择一个词，“黑暗”恐怕是最贴切的描述。但这并非那种充满戏剧性、清晰可辨的黑暗，而是一种缓慢沉积七十余年、层层叠压、逐级加码、最终遮蔽天空的黑暗；一种把制度僵化、经济衰退、民心衰竭、社会原子化、权力畸形扩张统统揉进时代底色里的黑暗；一种连正常发问都成奢侈，连温和的批评都被被视为冒犯，连沉默都需要技巧的黑暗。
然而——正因为黑暗如此深重，它本身已成极权走到终点的征兆。这不是乐观主义的幻觉，也不是“黑暗之后必有黎明”的鸡汤式宿命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判断：极权并不会在光明中崩塌，它只会在黑暗中耗尽自己。换句话说，习近平时代不是极权的复兴，而是极权逻辑被推到极限后不可逆的自我枯竭。
许多人误以为习近平时代的高度集权、意识形态回潮、对社会的全面压制，是极权重新焕发活力、意图重建毛式体系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并非进攻性动作，而是防御型反应，是旧体制手段耗尽后的最后挣扎，当前的深重黑暗不是“中共更强大”，而是“旧体制已经没有了退路”。
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连续三代的统治逻辑下，中共之所以形成所谓的黄金三十年，就是因为它始终选择“有限改革＋有限压制”的折中路线。习近平时代的转折点在于旧体制的折中路线已经走不通了。政治改革不可能，经济改革不敢做，社会改革无从谈，权力制衡不被允许。此时，全面控制就成了唯一选项。但正因为只剩下这一条路，才说明体制已经无路可走。极权不是因为自信才极权，而是因为恐惧才极端。极权的逻辑与恐惧的逻辑一样，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要极端。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极权体制是在“放松”中终结的。苏联不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松动中瓦解，而是在他的全面僵化之后才迎来无法控制的改革；东欧不是在政治开放中崩塌，而是在长期压抑下突然出现裂缝。
说习近平时代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这并不意味着“体制明天就会倒塌”。历史从来不是如此浪漫。终点的真正意义是旧体制已经失去了复制自己的能力——因为一个体制的终点，不是它倒下的那一天，而是它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的那一刻。而中国的极权体制，正是在习近平时代失去了这种能力。邓小平模式无法回归，江泽民模式无法续命，胡锦涛模式无法复刻。它们维持旧体制的所有机制——增长、激励、分权、妥协、社会缓冲——都已被严重耗尽。
如果说 2003—2012 年间的中国仍存某种“改革惯性”，一种制度内部尚未完全僵化的自我调节机制，那么2012 年之后，这一机制开始迅速崩解。习近平时代并不是以更强的统治来延续极权模式，而是将极权推至逻辑极限，从而使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彻底枯竭。在极权统治的结构中，权力并非单纯依靠暴力维持，而是依靠一套“虚构的秩序”，某种可以被相信、被期待、可以维持希望的叙事。胡温时代的叙事是“改革没死”“法治未尽”“中国仍向世界开放”。这种叙事虽近乎虚假，却构成了数亿人心中最低限度的政治心理安全网。但习近平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拆除了这个安全网。外部环境因强硬外交而全面逆转，内部经济因专制而断裂。这不是一个在维持体制稳定，而是一个在不断拔除体制稳定根基的统治。换言之，习近平时代是以“强化控制”之名，完成对旧体制功能性基础的自毁。
过去的威权体制之所以得以维系，并不依靠暴力，而依靠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技术官僚制的理性治理、社会松绑换取政治顺从这“三根支柱”。“三根支柱”在习近平时代逐一被拆掉，经济合法性失效，国进民退、中产阶层破产、企业家出逃，经济增长神话彻底破产；技术官僚被排挤，忠诚压过能力，干部体系全面逆向淘汰，政策摇摆反复、荒诞化决策成为常态；社会松绑不再存在，言论封死、教育洗脑加剧、社会组织被扫荡，连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也彻底消失。旧体制靠“三条腿”站立，而习近平时代仅仅只有“忠诚”一条腿。这不是极权的成熟，而是极权的断腿自残。
习近平时代为了维持统治，只能不断牺牲未来换取现在、牺牲经济换取权力、牺牲社会活力换取秩序。这种统治方式不是一种“政治选择”，而是一种“生存本能”。但这种生存方式也意味着旧体制已经进入自我消耗模式。它不再能产生新的合法性，不再能制造新的社会动力，不再能积累新的增长，也不再能容忍新的利益结构。中国的政治机器不再是一个“运转的系统”，而变成一个“维持停滞的系统”。终点不是毁灭，而是制度逻辑的彻底僵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旧体制的终点不是未来，而已经在习近平时代内部完成。
今天的中国当然黑暗，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空间，都进行前所未有的压制。但恰恰因为它压制得如此全面，才说明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其他方式维持统治的能力。黑暗深到极点时，就说明系统已经无力遮掩光线。习近平时代的极权化，表面上是中央权力的统一与扩张，但本质上却是治理逻辑的全面失效。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需要如此紧绷；一个真正强大的体制，不需要如此用力；一个真正稳定的秩序，不需要用封堵来维持静止。习近平时代不是旧体制更强的时期，而是它最虚弱的时期。它把所有的控制手段都提前用掉，把所有的极权工具都摊在桌面上，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它不是在构建一个更强大的未来，而是在以极限方式延长一个已经失效的过去。
因而，习近平时代一步步地把中共推向极权统治的终点：权力回收，造成基层瘫痪；意识形态回潮，让政策脱离现实；恐惧文化升级，使官僚系统自我冻结；整肃运动常态化，使社会进入寒冬；宣传机器过载，导致国家叙事与人民经验完全背离；不只是压制改革，而是取消改革；不只是拒绝社会参与，而是拒绝社会存在；不只是限制公民，而是拒绝公民的概念本身。这是极权主义在生命周期的末端必然出现的症状。一个拒绝自我调整的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强化控制来延续生命。但控制从来不能创造合法性，它只能透支未来。它并非强大，而是虚弱到必须用极端姿态维持存在。
历史上所有极权灭亡前，其统治形态都有共同特征，权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集中，但效率比任何时期都更有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沉默，但潜在冲突比任何时期都更激烈；意识形态比任何时期都更响亮，但信仰比任何时期都更空洞。如果把习近平时代放进去，就会发现它几乎完美符合这三条。权力的集中，达到建政以来最高；社会的恐惧，达到改革以来最强；经济动力的枯竭，达到过去四十年从未见过的程度。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强势回归”，而是“濒死前的紧绷”。
一个极权体制在临近终点时，不会显得混乱，而会显得“极度秩序化”，一切被控制、一切被监视、一切必须“统一思想”；不会显得崩溃，而是显得“异常稳定”，所有变量被强行冻结，政策僵死如石，官僚不敢作为；不会开放，而是全面恐慌式治理，“死死锁住所有窗口” ，对外强硬、对内收紧、对社会不信任，对未来没有叙事。因为它知道，只要给社会一点空气，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一切，都可能瞬间爆发。一个时代变得如此紧绷，本身就是终点的征兆。
当我们说“黎明前夜”，不是指明天就会变天，而是指旧体制的死亡已不可逆转，正在接近终点。极权的终点并不总是革命，也不是政变，真正的终点往往更安静，人民在心理上放弃了它。一个政权最大的危机，不是有人反对它，而是它失去了让人民愿意相信它的能力。这是一种无声的“合法性蒸发”。当一个社会普遍沉默，不再期待、不再反抗、不再相信，这不是极权的胜利，而是统治的枯竭。它没有标志性事件，却比任何抗争更致命。
习近平时代的黑暗不是旧体制的复兴，而是它最后的、极限的自我压榨。它成功地切断了旧体制赖以续命的机制，拆毁了旧体制的心理基础，推动极权走向逻辑尽头。因此我们说，习近平时代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不是未来将倒下，而是已经开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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