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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
不久前,在709律师抓捕案中第一个被捕的王宇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王宇因为承担律师天经地义的职责而一度身陷囹圄,更使得她的儿子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到监控和暴力的折磨。
包卓轩是王宇和维权人士包龙军的独子。他2015年16岁时,因为护照被没收并失去自由,在朋友帮助下试图逃离中国,但是行动失败;后来父母向政府作出妥协,为他赢得准许出国的机会。他首先前往澳大利亚求学,后在不满21周岁时从澳大利亚前来美国,期待拥抱身心自由。包卓轩目前落脚在美国加州,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就读,等待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他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美国之音:您说被国保7天24小时轮班监控了两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包卓轩:那是我16岁时父母都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的,就是2015年709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那时,政府把我送到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小姨的居住地,而且她们俩互相住得很近。一开始政府并没有对我严加看管,但是我试图逃跑出境之后,他们把我抓回去,便开始了后来不间断的监控。
从那以后,我仍然被允许在乌兰浩特市一中上学。为了看住我,他们在学校厕所以外的所有地方都装了摄像头,包括教室、走廊、操场、饭堂,其中教室里有三个摄像头,外面的就数不清了。监控的人在一个房间轮班盯着我。那个房间我也进去过,里面有所有摄像头的摄像。他们对我说,不管我做些什么,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到。一根铅笔掉地上,我弯下身捡起来,他们都了如指掌。这样的待遇一开始招来同学的白眼,他们都知道,突然安装那么多摄像头都是针对我。而且,我的情况也被新闻报道了,当然是中共的说辞。那两年,我根本不可能安心学习。好在学校老师们还比较朴实,相对照顾我,没有对我提出过不合理的要求。
我上下学、平时出门进门,都固定有两个国保在我左右“护驾”。他们开始是身着警服的,在我的要求下才改穿了便服。这些还不算。由于我在外祖母和小姨家换着住,她们两家对面原来的正常邻居都被迁走,改为国保入住,方便对两家实施24小时监控。虽然屋子里面没有看到他们安装摄像头之类的,但是,每次只要我跟父母的某位朋友打电话,他们马上就知道,立刻会来找我盘问。
我一直也不明白,即便我逃跑过一次,如果第二次逃跑,他们第二次再把我抓回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财力、人力和物力,每天雇一个班的警力来看住我这么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美国之音:您那次的逃跑事件过程如何?当时有怎样的心理活动?
包卓轩:709大抓捕之后,我最终被政府送到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外祖母那里。他们可能认为,那个遥远的小地方便于对我进行管理,外界也不容易接触到我,所以并没有把我看得太严。而且,我的护照也在709期间被没收,理论上没有可能离境。
一天,我熟悉的父母的朋友在社交媒体“电报”里告诉我,可能过几天会见一面。后来,他们的两位朋友出现在乌兰浩特我的面前。他们把我带出家门,在一片无人的地方,问了我几句话,就是愿不愿意到美国念书之类的,我说愿意。然后,他们跟我约定一个时间,让我在十一放假期间的某一天,打个出租车到机场,他们会接应;除了带一点现金,其他都不用带,包括书包、身份证件等;我可以跟外祖母交待一下,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那天我离开之前,跟外祖母说,父母的朋友可能要带我走,到别地方去念书。她似乎马上明白了这个意思。
我顺利到达机场,这两位朋友接应了我,给了我一个假身份证。他们胸有成竹,和我一起飞到了云南,然后开车往南走。我们一路开过中缅边境线,看到边境也没什么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是偷渡进入缅甸,然后将在人蛇帮助下经陆路偷渡到泰国。有人会在泰国用飞机把我送到美国。不过,更详细的细节他们并没有告诉我。
(记者注:《纽约时报》报道,当时在泰国等待,准备把包卓轩带往美国的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始人之一周锋锁。)
我知道是偷渡后确实很害怕,但是也不能反悔了,来不及后退。我们停在缅甸边境城市猛拉,在那里的一个酒店住下,后来为了安全,还换了酒店待了几天。本来计划在缅甸只待一天就离开,但事情不如我们所愿,蛇头拖延了时间。后来,我们三家人就被一些人逮捕了,那些人说普通话。
后来回想,两位朋友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连在电报上都没有跟我说任何细节。我觉得,就算政府要监视的话,也是以我为监视重点,而不是他们两人,并不会知道谁会把我带走。而政府只用了几天时间就知道是谁把我带到哪里了,至今我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也不知道。(记者注:维权网说,中国政府潜藏在缅甸的眼线发现了包卓轩;勐拉当地的华侨和民间人士后来了解到,当地旅游局的局长是中国政府派去的内应。)
我们被抓后,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事实,因为两位朋友没有过多透露细节。毕竟我很小,很恐慌。当时,我已经有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了,我会坐立不安、惶恐、担忧、怀疑,加上我还很害怕。(记者注:《洛杉矶时报》说,警察用棍子打他,威胁要打死他,说“就算打死你,把你扔到这里的荒郊野外,也不会有人管的。谁也找不到你的尸体”。警察审问他,指控他受到“外国势力”支持。他们经常半夜一点把他叫起来审问,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字。)
那些人给我做笔录,但笔录上面写的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们就打我,于是我签了。被抓回中国先软禁了几天,再被送回内蒙。从那以后, 24小时监控就开始了。
美国之音:709事件中你经历了什么?
包卓轩:2015年7月9日那天,我父亲带着我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准备一路护送我到澳大利亚念书。我的护照、签证和入学手续都是齐全的。在机场,一群人突然冲上来把我们摁住,我们被反绑双手带了出去。从此,我就和父母分别了两年多。
我那天被抓后,被单独软禁了几天。开始他们没有对我动粗,因为抓捕不是针对我,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软禁期间我想逃跑,毕竟还小,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于是遭到他们殴打。我被先送到天津我爷爷奶奶的家里。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妈妈是当天在家里被他们抓走的。(记者注:维权网报道,包卓轩被单独关押了40个小时,二十多个小时没有进食。他的姑姑从天津来接他时,他被告知护照没收、北京的家不可以回,不能见任何人,包括记者和他父母的朋友,不能给父母请律师等。《洛杉矶时报》说,当天,包卓轩的妈妈王宇独自在家,等待丈夫和儿子顺利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消息。屋里突然断电,10多名男子用电钻强行钻开她家的门,冲进去把她推到在地,戴上手铐,用一只套子罩住了她的头。)
因为刚结束软禁重获自由,我在爷爷奶奶家开始疯狂地给父母的朋友打电话,找了一大堆他们的律师朋友,才意识到可能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发现很多律师的电话都打不通,原来都被捕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709事件。
大概知道我给人打电话,可能会有很多人来跟我接触,他们也许觉得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不便于管理,所以,不久后就把我带出天津送到了内蒙。后来就发生了前面那些事情。
美国之音:您怎么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和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您有没有后悔离开父母来到外国?
包卓轩: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我直接灌输过对中共的定义和判断。他们会让我看具体案例,比方谁家被强拆了,上访被警察打了;新疆的被送到集中营,受到怎样的迫害等等。他们从来不说教,只是顺手给我看一些实例,让我用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去判断。
我们家里也会使用翻墙软件,我会上外网,看外边的说法。对比之下,我发现中国的人权现状确实很不堪,中共一些做法令人不齿。
有时候,我倒是觉得,作为父母,还不如直接明了地给孩子灌输一些政治上的是非,因为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自己悟到这些是非,从而轻而易举走出中共的思维模式。
我感到很对不起父母。他们无论什么折磨和虐待都不会妥协,但是,我是他们的软肋。央视认罪99%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共拿我做交换。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因为酷刑,也不会因为别的原因退让。我后来能离开中国到澳洲,是因为父母做出了重大牺牲,向中共做了很多妥协。而父母也觉得很对不起我,他们总这么说。实际上,我认为,他们的事业高于我一个简单的个体。
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可以留在外国的,却每次都回到中国,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人权事业坚持下去。他们的职业精神就是如此,愿意牺牲自己换取人权的实现。那次父亲送我去澳洲后还会回到中国,但是,中共可能以为他要逃往国外。
但是,我父母的立场和做法其实国内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普通百姓都会想,很多事情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干嘛一定冒这么大风险去对着干?
现在,我在美国虽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却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我不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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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并期待您在生活与学业上都如愿以偿,在自由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