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 无法回到“ #胡温 模式”—— #极权 的终点之四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今日中国的萧条与困顿，让很多人怀念起了胡温时代，怀念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速长、社会宽松氛围、国际环境友好，因此今年“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对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怀旧词还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词条。既然习近平时代的严密控制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为了避免政权走到终点，习近平之后，中共是否有可能回到胡温时代的政治逻辑？是否有可能恢复那种以技术官僚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依托、以有限多元为缓冲的治理结构？毕竟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命运，中共完全是可能在在严重危机时在生存驱动下进行转向的。

 

答案是不可能，中国、中共都不可能再回到胡温时代，因为问题从来不是习近平的是否独裁，而是制度逻辑的断裂使然。一个政治结构一旦失去调节自身失误的能力，过去的模式就不可能再被复制。极权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因为其面对的不是“时代更替”，而是体制自我瓦解掉缓冲机制之后的裸奔状态使其不得不进入崩解。

 

“胡温时代”确实还有相对温和的政治氛围、有限但存在的社会空间、官僚体系尚有专业主义、执政逻辑仍保留“发展压倒一切”的基本理性，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温带”。那是一个中共还会“装”，还会“算”，还会“听”，甚至还会“退一步”的时代。但胡温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中共的统治缓冲状态，而不是一种制度类型，其存在依赖于官僚体系仍然具备执行与反馈的能力；经济保持高增长，可用利益交换维持稳定；党内尚存在不同意见与内部制衡的空间；社会仍拥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能作为“非正式安全阀”；国际环境仍依赖中国、愿意容忍其扩张式发展。而在今天，这五个条件全部消失。

 

经济基础断裂，没有增长，就没有缓冲。胡温时代国家靠高速增长形成“利益同盟”，官员晋升靠 GDP，地方发展靠土地财政，民众改善靠产业红利，中产扩大靠房地产，国际合作靠市场诱惑，换句话说，“大家都有奶喝，所以矛盾可控”。而今天增长急跌，人口结构逆转，地方财政枯竭，房地产泡沫破裂，产业外迁，中产萎缩，国际供应链重构。没有增长，统治需要靠恐惧和压制维持，这就是 “从利益统治向恐惧统治的被迫转型”。当体制失去买通社会的能力，它就不会再选择温和路线。胡温不是不想回，是经济基础不允许回。

 

官僚体系的“去专业化”。胡温时期，官僚系统还保持一定的专业主义，政策制定有技术评估，执行层仍重视数据与效果，经济部门敢讲真话，地方政府愿意试点、改革，体制内部存在“技术官僚逻辑”。习近平时代已将技术官僚彻底边缘化，其原因不是某个人的偏好，而是技术官僚与新的政治逻辑已经不兼容。技术官僚依赖事实，但习近平时代依赖叙事；技术官僚重规则，但习近平时代重忠诚；技术官僚要分权合作，但习近平时代需要集中指挥；技术官僚需要专业治理，但习近平时代需要政治治理。专业治理需要权力的松弛，而政治治理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今天的官僚体系主要任务变成政治忠诚表态，技术性官僚被边缘化，自上而下的压力链条拉满，风险全向官员个人转嫁，官员普遍选择“躺平式不作为”。一个体系越强调忠诚，它越失去能力。胡温模式依赖的，是“还能干活的政府”。而现在的逻辑鼓励的是“少干活、别出事、看上面”。这就是 “行政系统的系统性哑火”。没有“能办事的官僚”，就不可能有温和治理。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无法容纳技术官僚，也无法容纳胡温式治理。

 

党内制衡结构被全面清零。胡温模式不仅是一种政策风格，也是一种权力形态，核心是集体领导制。当权力分散时，官僚体系能够通过协调维持稳定。当权力集中时，整个政治结构就不再具有开放性。胡温时代的权力结构是“九龙治水”，各常委手中有权；权力横向分散；政策决策需要平衡；下属领域内存在一定专业性自治；党内有非正式的派系制衡机制。这不是民主，但它产生了权力稀释与冲击吸收机制。习近平时代所做的一切，不是创造一个新体制，而是终结了旧体制。集体领导制的制度基础已经被彻底拆除，建立高度集权的强权政治，但它是极其脆弱的政治。因为一旦最高层判断错误，整个系统没有缓冲器，没有分流器，只有一个出口：错误会直接传导到全体社会。胡温模式依赖权力制衡，而现在权力已经无法制衡，连“内部提醒机制”都消失。这不是领导人选择的问题，是结构已经不可逆地变化。胡温时代出现的分权—平衡—协调逻辑已经失效，中国政治回不到那个阶段了。

 

社会结构断层，中产阶层从参与者变成出逃者。胡温时期，中产阶层的态度是“体制不完美，但我还能往上走。”“社会有矛盾，但我还能安身。”于是他们选择“建设性服从”。但现在房地产锁死他们，教育内卷消耗他们，就业下滑羞辱他们，养老体系威胁他们，移民潮席卷他们，政治高压压制他们，于是他们的态度变成“不要改变，我只想走。”“不要参与，我要自保。”中产阶层从“维稳力量”变成“沉默逃离”。这是后极权崩塌的典型征兆。胡温时代的社会温和来自一个巨大前提，有一个愿意相信这个国家的中间阶层。而这个阶层正在迅速退出。没有社会中层，就没有胡温模式。

 

国际缓冲的消失，世界第一次拒绝“扶持中国稳定”。胡温时代，中国是全球增长引擎，中国站在全球化的有利位置，吸收资本、技术与市场，以世界秩序的缝隙为自身提供发展路径。美欧的态度是“只要你不太过分，我们愿意兜着你。”“稳定的中国对全球有利。”“你的发展符合国际秩序利益。”这是一种外部安全阀。但今天，地缘政治对抗全面升温，技术封锁加剧，供应链去风险化，中美脱钩提速，重返阵营对立时代，世界不再愿意承担中国的风险。外部缓冲消失，内部高压上升。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任何体制会走温和路线。

 

从意识形态看，中共反而“害怕”再回到胡温模式。为什么？因为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一种深刻的“政治恐惧”：“胡温时代太松了”“民间社会太活跃了”“媒体太自由了”“NGO差点酿成颜色革命”“微博活跃差点冲击政权叙事”“市场化太强导致资本过于独立”“中产阶级强大会要求权利”所以，在当前权力生态中，胡温模式被视为一种“差点导致政权危险的状态”。因此，在中共内部，胡温模式不是“理想的黄金时代”，而是“必须避免的教训”。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主流，特别是国安、网信等安全系统认为回到胡温时代 = 自杀。那么中共还有什么动力或愿望这样做？没有。中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愿望回到胡温时代。

 

胡温模式并不是“自由化”模式，它是典型的后极权的技术性统治，不挑战权力核心；不改革体制基础；通过更高效率来降低尖锐矛盾；对民间保持有限温和，而非真正开放。这种模式的前提，是 党还能通过“管理”来维持统治合法性。当时的逻辑是“社会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于是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不要过度”……这是一种“把体制视为可修补机器”的心态。

 

而今天的逻辑已经变成“制度不能错，人民不会错，错的一定是反华势力。”管理性理性被运动式政治替代，可控风险被预设敌人替代，简单的技术治理被意识形态化的“斗争”替代。这不是领导人风格问题，是体制面对危机时只能选择更原始的工具。后极权的技术主义，到习近平时代变成早期极权的政治动员式统治。这是倒退的假繁荣，也是危机的前夜。

 

胡温时期存在一些“潜在底线”，例如司法虽弱，但社会仍有空间；审查虽严，但互联网仍可讨论；国企壮大，但民间资本仍可发展；意识形态虽僵硬，但不侵入日常生活；外交虽保守，但避免与大国对抗。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是司法政治化，媒体全面国有化，网络全域封闭化，民企被政治化整合，意识形态扩散到教育、文化与日常生活，对外战略走向“竞争与对抗”。制度底线不是暂时改变，而是被永久性重新定义。制度底线一旦移动，就无法再移回去。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胡温模式依赖的“结构弹性”已经消失。这意味着胡温时代的“松弛空间”已被彻底关闭。中共从“胡温模式”到“习近平模式”，本质上不是路线变化，而是体制退化。胡温模式是体制最理性、最温和、最能与现代世界兼容的最后时刻。它的消失，不是因为有人推翻它，而是因为体制自身无法承载它。胡温模式是一种过渡时代的产物，它依赖的是增长、开放、分权、社会流动和国际合作。但这些条件已经全部消失。

 

许多人把习近平时代理解成对邓小平路线的背离，对胡温逻辑的反动。但从更深层次看，它不是偏离，而是那个体制在逻辑上必然走向的结局。当增长难以维持，控制会取代发展；当官僚腐败横行，政治整肃会取代制度建设；当社会多元成为压力源，收紧会取代缓冲；当外部环境恶化，封闭会取代开放；当合法性枯竭，个人崇拜会取代技术治理。这些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在衰退周期中的自保逻辑。不是习近平时代不愿回到胡温，而是制度已经没有这种功能性。制度不再能够“放手”，也无法“倒车”，只能继续滑向更紧、更冻、更僵的状态。习近平之后，无论谁上台，中国也不会回到胡温时代。不是因为体制不想，而是因为体制已经失去了回去的能力。一个政权在走到生存驱动的阶段以后，所有的“回头”都将被视为危险。当生存压倒一切，过去那种“软治理”、“灵活治理”、“技术治理”都将失去可能性。

 

胡温模式不是理想化的制度，更不是中国的未来。它只是这个体制最后一次拥有“温和治理能力”的证明。它的终结意味着体制失去可逆性，继续走向一个更深的政治断层。中共体系已经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的状态，力量只能继续集中、控制只能继续加强、社会空间只能继续收缩。所谓“回到胡温模式”，不仅不会发生，而且已经没有制度、没有人、没有经济条件、没有国际环境来允许它发生。这就是不可逆性。今天的中国走到的不是胡温时代的终点，而是整个后极权体系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