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习近平时代的黑暗现实常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凡是黑暗,总会更黑;凡是沉默,总会更加沉默;凡是集中到极致的权力,看上去只会继续强化。但历史真正的转向却恰恰相反——它并不发生在压迫最大、恐惧最盛的日子里,而发生在另一个极端,在表面最稳固、最自信、最整齐的时候。许多人误以为,历史的转折需要漫长累积、周密筹划、强力组织。其实不然。极权的崩塌,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发生。被压抑的社会、被钳制的思想、被消失的希望,往往在最出乎意料的一刻突然喷薄而出。在那一秒之前,一切看似稳固;在那一秒之后,一切无法挽回。
真正扳倒巨石的,从不是另一个巨石,而是一粒悄无声息的砂。压在沙堆顶端的最后一粒砂,不比前一粒更硬,也不比后一粒更重,它与其他所有砂的唯一差别,是它来得刚好。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体系,正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砂堆”的结构中,外表看似坚固,内部早已失去支撑。极权的稳定依赖一种心理学机制:人们相信它稳定。而当相信动摇,结构就开始松动。历史不是在街头爆发的那一刻突然改变的,而是在无数次微小的心理裂痕中慢慢转向。崩塌的那一秒,其实是无数秒的累积。
回顾近代以来所有极权体系的终结——从苏联、到东欧剧变、到亚洲诸国的威权崩裂——都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不是在自认为“天下太平”的那一刻,突然被现实掀翻。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解体前夕,“社会稳定指数”是最高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大厦倾覆前一周,仍在数十万民众海洋中演讲;突尼斯、印尼、韩国……崩裂前的官方语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稳定”。为何会这样?为何历史总在最稳固的瞬间转向?
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在自由国家里,稳定来自于多元合作;在极权国家里,稳定来自于整体封闭。极权从表面最稳固处转向,是因为表象的稳固来自强制,而不是来自结构。民主社会的稳定,是因为多元、共识、公共协商、透明制度、权力制衡、自由媒体、公民社会等等要素;而极权体制的稳定却建立在单一、服从、恐惧、信息控制、权力垄断、宣传洗脑、社会原子化、官僚自保,表面越稳,内部越空,这是一种“高压静止”状态,一旦有裂缝,就会像玻璃一样碎裂成渣。
极权的自信来自于信息封闭。系统只看到人民的沉默,却看不到沉默背后的绝望;只看到反对者被清除,却看不到支持者的流失;只看到街道的平静,却看不到心理的愤怒。看似稳定的时代,往往意味着风险不能表达,问题不能讨论,失误不能纠正,矛盾不能释放,也就意味着所有风险正在被悄无声息地积累。极权体制维持稳定的方式恰恰是制造结构性脆弱的方式,因此,“稳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概念,一个无法释放压力的系统,不可能稳固,只能突然断裂。这也是为什么极权国家没有“衰落过程”,只有“瞬间崩裂”。当极权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便是它最接近瓦解的一刻。
习近平时代的强硬、封锁、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危险的信号。极权政体自称稳定的高度集中、高度统一、高度控制三个象征的反面,恰恰是纠错能力极弱、分散风险能力极弱、现实反馈能力极弱。当政权所有功能都围绕“稳定”展开,而不是围绕解决问题展开时,它就注定要走向反面,越集中,越无法纠正错误;越统一,越无处转移风险;越控制,越无法得知真相。于是,“最稳固”那一刻,恰恰意味着真相被遮蔽到了极致,反馈被屏蔽到了极限,内部风险已被堆叠成山,官僚系统只剩下忠诚的口号,统治者只听到自我想象,体制最稳固时,就是它与现实的距离最远时,现实反噬时,无法承受冲击,这时只需一个微小事件,就能让极权瞬间坍塌。
极权崩塌的那一秒,就是假象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瞬间,所谓“转向”,不是民众突然觉醒,也不是命运改变方向,而是现实终于穿透了谎言。当经济坍塌、治理失灵、财政枯竭、社会信任塌陷等再也无法被宣传洗脑掩盖的事实沉重地压下,国家走到这种结构性临界点,外力不必推,它自己就会倒。那一瞬间的倒塌,之所以常被描述为“突然”,只是因为风险累积的过程被完全遮蔽,只有结果才得以在公共空间出现。那一秒看似突然,本质是长达数十年的积累突然达到极限。真正的终结,早已发生在崩塌前许多年,只是那一秒,历史终于公布了对极权的判决书。
极权体制无法渐变,只能突变。极权体制没有释放压力的管道,没有纠错能力,没有反对派,没有权力制衡,没有自由媒体,没有独立社会,没有真实数据,它只能在幻觉中前行,在沉默中累积风险,在自信中接近深渊,当压力超过系统极限,它无法退,无法改,只能裂。裂的那一秒,就成为人们眼中“突然的转向”。事实上,没有任何转向是突然的。表面最稳固,也是全面崩塌的临界点。那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结构的必然。当一个体制同时出现控制加强、弹性下降、错误累积、社会沉默、权力自信到失去警觉这些特征时,崩塌一定发生。
极权体系的崩裂,往往不是因为民众站出来的勇敢,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疲劳”。官僚不再愿意承担责任,精英不再愿意继续背书,中产不再愿意继续相信,治理系统不再愿意继续运转,惧不再足以压住所有问题,当整个系统内部产生“继续这样下去,人人都可能死;改变,或许还有一条路。”的共识,这时崩塌瞬间发生。不是革命者推倒它,而是它自己站不住了。极权国家从不会因为反抗太多崩溃,只会因为内部已经无人愿意继续承担维持它的成本。
习近平时代的权力在前所未有地集中,控制在前所未有地严密,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地高效执行“统一意志”——然而,从社会心理到国家能力,从经济系统到政治结构,这个旧体制却在同步地失去弹性、活力与自我修复能力。这种矛盾,本身就是历史给出的暗号。极权制度的末日往往伪装成它的黄金时代,现在的中国,并不是正在“走向崩塌”,而是在一种极端“稳固”的外表下,悄然进入崩解的倒计时。历史从来不会提前警告,它只会在那一秒突然转向——而那一秒,常常发生在权力最自信、社会最安静、控制最牢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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