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顾封城 不顾滞留人员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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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获悉,新冠疫情爆发后,市在1月23日骤然封城,随后地市相继封城,封城措施本是为有效,阻隔疫情传播。但是,封城的重大举措理应首先保障城内的基本生活,其中包括被困外地人的基本生活。

 然而,我们看到,武汉及各地市封城以来,地方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出台安置政策,造成众多的滞留外地人居无定所、餐风露宿、防护无具、病无所依,被迫流落到各个车站的地下室、过街隧道、路桥墩柱下、垃圾堆放场等处艰难求生。他们无依无靠,只能自行捡拾一些御寒衣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医院、办公楼等处争抢被倒掉的剩菜剩饭食用,更有甚者,他们被迫来到医治患者的“方舱医院”、“同济医院”等处,抢食医患倒掉的残渣剩饭,而这些食物很可能携带有致命病毒。 2月24日,武汉市一防疫志愿者发现,在武汉“同济医院”大门外,有多人在争抢垃圾桶内废弃食物,志愿者询问得知,他们都是被困在武汉的外地滞留人员,因为突然封城而无法返乡,又因在武汉无房居住,加之街市封停,饭店、旅馆都不接待,导致沦落街头,风餐露宿,在随身携带的食物耗尽后,只能被迫到各处的垃圾桶里觅食。  一位觅食者告诉志愿者,象他们这样的滞留人员还有很多,在几个火车站的地下室里、在各个垃圾处理厂附近、在市区天桥廊道下,留宿着不计其数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是被突如其来的封城措施挡住了返乡路途,他们因为没有政府的帮助而流落城区,期间他们也曾致电武汉官方求救,但是对方却说没有相关救济政策,无能为力。  滞留人员被困后,他们自发组建一些“自救”微信群,有些群员人数高达200多人,他们之间相互传递着觅食信息、暂住地址,甚至“偷渡”方法,在封城初期不甚严密的时候,有部分滞留人员通过小道及租赁黑车逃离了武汉疫区,而绝大多数人则被日渐收紧的管控措施困在在城内。这些人无人救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到车站地下室、垃圾堆放池、天桥廊道下席地而睡。 由于事发突然,他们没有储备食物及饮用水,就只能跑到医院及各办公大楼等处,在垃圾桶里寻觅食物、在公共取水处灌水。封城之时,正值寒冬腊月,这些人缺衣少食,靠部分好心人施舍的已被御寒,有好些人遭受风寒而卧地不起,并且因医院爆满他们无法就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这些人没有口罩带,长期裸露在危险的环境中侥幸求生。  除此之外,一些政府部门不但不救助他们,反而派出城管队员、防疫人员四处驱赶他们离开,斥责他们席地而睡影响市容、脏乱差传播病菌。 在2月23日,一位网名“赵呦呦”的义工发文称:我今天在武昌行人隧道旁看到,几名警察驱赶流落在此的被困人员,几次驱赶,被困人员又再次返回,最后警察就取来洒水设备喷水到他们的铺盖上,凶巴巴的禁止他们躲避在此,没办法,这群流落人员只得离开躲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了。  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室里,几名基督徒发现,数十名受困人员和衣而睡,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抖,其中还有一位坐着轮椅的老者在颤抖,他们没有口罩,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正常的食物,一些人身旁放着捡拾来的盒饭及发霉的水果。由于防控日趋严密,街道开始禁止无证行人通行,他们就只能白天在此蜗居,夜晚偷跑出去觅食。一位中年男子对基督徒说,自己是在武汉做小生意的外地人,武汉突然封城,自己的汽车不让上路,宾馆也不对外开放,政府也不管吃住,走投无路只好流落到此。由于封城太久,蜗居在此的很多人都没有钱用了,即使有钱也无处购买,各个饭店、超市都关门了,只能乘着夜色到垃圾桶里觅食。蜗居在地下室里,既没有足够的铺盖,也没有生火做饭的锅碗食材,不捡拾垃圾桶的食物,就只有死路一条。见此情形,基督徒们捐助了一些口罩和食物给他们,但是终究能力有限,他们希望将这些被人遗忘的滞留人员得到政府的帮助。他们认为,公民被困受难,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救助职责。  1月23日,江西人张文猝不及防的被困在武汉城中,张文此前是来武汉旅游的,他去了黄鹤楼、汉正街,游人很多,“没有戴口罩的”“那个时候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发生得太突然了。”封城后,他在一天150元的旅馆待了24天,最后拖着行李箱,走了两个多小时到武昌火车站,“脚都走肿了”就因为公交车也停运了。到达火车站后,他试图找一辆黑车出城,但是没有找到。当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张车票的钱,可火车站无票可卖。他打市长热线求助,对方称“会跟上面反映一下”,并提供给他救助站的电话,但张文多次打都无人接听。张文又给110打电话,对方称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眼看就要流浪,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火车站地下车库住,张文到那里发现,住在车库的人不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无奈之下,他住进了武昌火车站的地下车库里。张文了解到,这些人基本是因封城被困到这里的,“有住二十几天的,十几天的,还有刚来的。”当晚,他就在车库坐了一晚上,冻得直哆嗦,而且还不敢给家里人讲,害怕家人着急上火。  还有,有些人是在封城之后进入武汉的,他们是在高速路上被拦截的。1月24日,朱言言从广西开车回安徽,途经武汉市高速路收费口时,警察告诉他们,前面的高速路封了,可以走国道或省道,朱言言便下了高速路,开到武汉市边界新洲区凤凰镇时,发现出不去了。他给当地政府、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均无果。一个警察说,再往前走是麻城,即使这里给你放行,前面也过不去。朱言言一家人只好坐在车里苦思出路了。  53岁的黄冈人张大爷18天前经朋友介绍来到地下通道。他在武汉打工多年,本来买了1月23日下午回乡的车票,去了被告知列车停运,这才听说新冠肺炎这回事。1月28日早上,他在群租房内刷牙时咳嗽干呕,被合租者怀疑“有那个病”,劝了出来。当时,一位在地库打地铺的外地人对他说“这里食宿不便,我们已经连续吃了10多天泡面了。”而且这里环境不好,空气流通不畅,明显有氨味,能换地方乘早换换。在此期间,武汉还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从前一天的4至15摄氏度,骤降至零下2至4摄氏度,张大爷被冻的浑身直哆嗦。  陈恋夫妇是封城前到武汉治病的, 自封城以来,她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的装备从一个口罩变成两层口罩,再加上帽子,帽子之后再卡上护目镜。4个月大的宝宝一直吃母乳,由于焦虑,陈恋的奶水变得少而透明,她只能让丈夫去网上买奶粉。陈恋害怕听到每天晚上从楼底传来的救护车声。1月28日,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陈恋立即出了院,很多酒店已不收新的房客,因无处可去,出院当晚,一家四口在车里过了一夜。在湖北省宜昌市,市民石玉林于2月2日在央视看到公安部的通告,禁止各地擅自封路、封村、封门,对因封路造成的救火救灾及人员损伤将追究责。次日,他驾车前往高速路口咨询能否通行?警方告知他,确有重事,可以通行。石玉林告知警方,自己孩子在仙桃市上高中,寒假回宜但课本都留在仙桃市,且近期要可能要开学(当时部并未通知延迟开学)。两名警员闻讯表示可以通行,但是需要检测体温及实名登记,此后石玉林便驾车接来一家人,经检测体温、检查证件并登记后警察放行,并且石玉林还追问了一下“万一仙桃市禁行回不去怎么办?”,两名警察答复说“那你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随即石玉林一家放心的赶往仙桃市。  然而,在驾车3小时抵达仙桃市收费站后,收费站人员告知他本站禁行,需要开到10多公里外的仙桃东收费站进城。在抵达仙桃东收费站后,该站检查人员又禁止他进城,说是没有政府的通行证一律不许进城,并且检查员看到他驾驶的车辆是武汉车牌后还问他,武汉车牌是怎么上路的?石玉林表示,是宜昌市警方经检查后放行的,并且公安部已经通知不能擅自封路。对此,检查人员又问他在仙桃市有无住房,石玉林表示有,且告知了具体地址,期初这名检查人员准备放行,但是随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喝阻道: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放行!石玉林表示自己长途而回,返家是为了孩子可能要开学,但检查人员仍不允,还呵斥说“你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四顾茫然的石玉林在等待了一阵后,无奈折返宜昌市。  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奔波,其于夜晚11点多到达宜昌市检查站,在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他是武汉车牌后,立即叫来几名警察,警察训斥他武汉车牌还到处跑,石玉林告知他们是经过宜昌市警方同意后上路的,期初警方不信,石玉林反映出行时有登记记录,随后警方查阅了记录簿,发现确实是警方放行的,之后他们就致电领导询问可否放行,得到的答复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体温正常。2.承诺没有去过武汉。3.留下备案实名及住址登记。4.必须有宜昌市的房产证明。  对此,石玉林表示,前三条都能满足,但是自己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身份证上是宜昌市西陵区居民,多年居住父母房屋。警察闻讯,表示不行。石玉林又告知,自己妻子分得了一套宜昌市的公租房,有租房合同,并且岳父母也分给一套拆迁安置房,只是还没有拿到房产证。此后,警方查看了石玉林的身份证,证实确是宜昌市居民,后报告给上级领导,但领导得知石玉林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当即通知下属不准进城。  为此,石玉林十分气愤,申辩道“你们这是什么法规?难道宜昌市民都得买得起房吗?买不起房或者不愿买房的市民就没有资格进城?只有那些有房人才能放行?租住房屋的租赁合同就不能证明吗?哪一条法律规定只有拥有房产证才能进城?法律法规能歧视没有房产证的人吗?”还有,据了解,中央有通告,不能以没有房产证为由阻止通行。”    对此,警方不予理睬,此后表示只服从领导指使。石玉林要求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开始不耐烦的叫来了派出所警察。派出所警察到场后,石玉林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且要求依法办理,派出所警察表示警方是在依法办案,并且全程都有执法记录仪记录,此时石玉林说出行时,宜昌市警方表示“万一仙桃市禁行,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要求警方调取执法记录,但警方却未予调取,反而斥责石玉林是成年人应该预判不能返程宜昌市的结果,石玉林指出“法无禁止即可行”,宜昌市警方在出城路口并未明示“只能出,不能进”,警方回复说“这还用明文标示?这样明文标示出来是对进出人员的歧视。”石玉林不服,僵持在检查站约一小时,最后有警方人员表示,如不折返可以拘留。石玉林反问“我全程都是听从你们警方和检查人员的指示,离开时宜昌市是经过许可的,到达仙桃市后又是警检人员叫我折返宜昌市的,现在我再次折返仙桃市,那里再不让我进城,难道我要在高速公路上不停奔跑?你们知道高速公路上是不许停车的,我怎么办?”    对此,警察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位防疫检查员跑来说“你可以跑到仙桃高速服务区,把车停在服务区里,再从高速路上步行回家。”石玉林说“高速公路服务区在很远的郊区,半夜三更我不知道怎么走,再说高速公路是禁止行人步行的,并且也不许翻越护栏下高速,而且翻越下去是荒野农田,有野狗出没,很不安全。”最后,检查人员又说“那你就把车停在服务区里,人也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等待道路解禁再回家。”石玉林回复说“服务区夜晚基本上都歇业,吃喝住宿没法解决”警方和检查人员都不再理睬,只一再催促石玉林折返。气愤下的石玉林加油折返到高速入口处,但是入口检查人员又说没有通行证不能放行,遂禁止他上高速,此时石玉林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来一名警员跑过来要求入口警员放行,石玉林质疑说“禁行政策自然是一视同仁,没有通行证的车辆都不能放行,不能把我特殊化放行。”警员不管,双方再次僵持在了高速入口处。   眼见夜深寒冷,石玉林既疲劳又饥寒交迫(高速路上没吃晚饭),僵持在此不是办法,最后被迫驶上高速公路,漫无目的的在漆黑的高速路游荡。经过近9个小时的疲劳驾驶,石玉林在半夜2时许途径荆州路段时大雾突起,能见度大约只有2至5米,团雾笼罩了整个前路,没办法,只好冒险在路边停车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一辆大型货车呼啸驶来,差一点就挂到了他的汽车,惊魂未定他只好再次启程在漫天大雾中游荡。半夜3点左右,石玉林实在困乏无力,支撑不下去了,就决定跑到仙桃市的郊区城镇,看没有没有机会返回仙桃市。  此后,她跑到了仙桃市毛嘴镇路口,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尝试进城,但是因有值守禁行,又再次返回高速公路前行,约40分钟后,他来到了仙桃市排湖出口,石玉林决定再去碰碰运气,结果,此地出口因大雾弥漫,两辆警车里人员没有盘查,就这样他驶出了高速公路。下了高速后,在省道上穿行,大雾更加密集,且走且行的他发现了几处检查站,犹豫之间,他靠近了检查站,但是检查站人员貌似在睡觉(视线不清),且路障侧面有缺口,就这样石玉林加速通过了几个检查站,于凌晨5时许才抵达了家中。 石玉林认为,防疫紧迫,必要时可以封城,但是在封城政策出台前,政府首先要考虑到封禁后公民的基本安置问题,不能没有的基本安置预案,而致使公民进退两难,衣食不保, 更不能因为封城导致滞留人员流落街头,深陷病毒感染及人身危害之中。一界合格政府,这是最起码要先行预案的基本民生,不可以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让滞留人员遭受基本的侵害,生死存亡的危机。  不幸的是,这种困苦在延续了一月有余的2月25日,政府部门才发布《滞留在鄂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救助》的通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  滞留在鄂外地人员可通过12345服务热线、湖北省政务服务网、鄂汇办App等平台反映困难诉求,各服务平台及时转交相关方面办理。  对在湖北就业就学的人员,由所在单位、学校提供必要生活保障。对自由职业人员或因出差、探亲、访友、休假等滞留人员,由现住地所在社区(村)及时了解困难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对有就业愿望且通过健康检测、医学观察的人员,由人社部门组织用工需求对接,提供就业服务。对急需医疗救助的人员,由卫生健康部门协调医疗机构及时给予救治。对生活无着落、确有困难的人员,由各地设置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  通告虽然晚了一月有余,但是有胜于无,希望政府恪守公告,切实保障滞留公民的基本权利,让人们安心防疫,为早日结束疫情各尽其力。同时,政府也需要反省,在出台一项政策时,首先就应该想到公民的基本人权,生活保障权益,例如:事先在空闲场馆、公路服务区、空旷厂房、学生宿舍等地预支帐篷,配备床铺,全天候供应冷热水、食物配给、简易的医疗场所等措施,以防大量被困人员进退无据,衣食无着,流落他乡餐风露宿,暴露在疫情严重的街头危及生命。政府可以掏出纳税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拿出数以亿计的外援资金援助他国,那么就应当本着“国人优先”的理念,先行救助紧急疫情病患者,以及因封城被围困的中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