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教会 事件是 #中国社会 全面收紧的缩影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十月以来，中国当局发动了近年来对基督徒最大规模的系统性打击。自10月9日起，北京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及至少二十名传道人被捕，全国十余省市同步抓捕相关教会成员，逮捕人数逾三十人，波及范围广、协调程度高、政治意味强。这不是一次局部执法，而是一场刻意设计的政治行动，标志着中国宗教管控已进入新的极权阶段。要理解此次行动，必须跳出“宗教”视角，从中共的统治逻辑、社会危机和技术治理体系的扩张中去分析。

 

锡安教案表面上是宗教管理问题，实质上是中共进入全面“社会再收编”阶段的又一信号。2025年的中国处在经济失速、青年失业、地方财政崩溃、社会信任体系瓦解等多重危机叠加的节点，意识形态的疲软，在这种环境下，统治者更敏感于任何“潜在不稳定源”。宗教群体在精神层面具有论说力和凝聚力，当社会焦虑高涨时，这种凝聚力就有可能转化为非体制外的信任纽带。中共在此环境下不可能对这种结构性张力掉以轻心。

 

锡安教会事件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体现。它并非个案，而是政权在经历内部危机与国际孤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收缩”动作。它与此前对律师群体、女权、NGO、网络舆论的整肃属于同一逻辑——在政治高压中，任何自发组织的社会力量都被视为潜在风险。当这些社会空间被清空后，基督教地下教会成为最后一个仍保持组织力、跨区域联系与价值共同体特征的民间体系。

 

这次对锡安教会及其牧师信徒的大抓捕，不是偶发的宗教压迫，而是一个被极权制度逻辑裹挟、经过预谋、带有样板意味的行动。锡安教会具备了中共最恐惧的特征：它跨越阶层，有知识分子、中产与普通民众；它有清晰的价值体系，与官方意识形态竞争道德合法性；它具备线上线下组织能力，能迅速动员和传播；它不依附官方结构，不愿接受对布道内容、聚会形式、牧师任命等的严格控制；它在多个城市拥有网络、聚会点和线上传播渠道；在疫情期间，借助 Zoom 等线上工具继续礼拜与分堂。锡安教会的圣诞礼拜直播观众曾达二十万人，显示其影响力已远超一般家庭教会。正是这种跨地域、网络传播能力与民间信徒基础，使得它被当局视为不可控的风险点。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宗教中国化”被系统推进。其核心并非文化融合，而是政治驯化。宗教被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实际上是要彻底剥夺其超越性与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附庸。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政教一体化”的行政化管理，所有神职人员需经国家审批、培训与备案；所有讲道内容须经政治审查；所有宗教传播必须在官方网络平台备案；所有宗教场所纳入监控系统，实行实时数据上报。

 

当政权要求宗教服从政治时，信仰不再是信仰，而是一种行政许可证。在这种逻辑下，不被控制的信仰，天然被视为“敌对势力”。任何能凝聚人心的非国家力量，都被定义为潜在威胁。对锡安教会的打击，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统治体系在危机中自动启动的防御机制——消灭任何能提供“另一个秩序想象”的组织。换句话说，这是一次针对“社会自治能力”的清场行动。锡安教会拒绝官方控制，也拒绝在思想上让步，这使其成为“边缘化信仰”的典型代表。

 

锡安教案集中逮捕，表面以“非法使用网络传播宗教信息”为罪名，其底层逻辑是要切断其组织网络、瓦解其传播能力、并以其作为警示样本。在宗教治理、意识形态控制和安全体制三条线交汇处，这种行动成为一种制度手段，而不仅仅是公安管辖的点状打击。而抓捕的规模、组织动员、跨省联动，都意味着一种“样板效应”的企图，通过这一案例，向全国其他地下教会、家庭教会释放警示——若规模太大、传播太广、跨省太多，就可能被整肃。换句话说，锡安教会被打压的不只是个别组织，而是成为“震慑标靶”。在制度逻辑中，样板效应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实现更大范围的威慑效用。中共历来在社会治理中倾向于这种“以点带面”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镇压的方式，显示出中共新的技术治理能力。根据多方报道，锡安教会成员的被捕呈现出高度同步性，涉及十余城市，显示数据监控与行动协调的系统化。过去几年，中国构建了庞大的“宗教信息数据库”，结合实名通信、社交媒体监控与AI语义分析，对网络布道、群聊祷告、资金流动实现了可视化追踪。2025年新的AI审查系统——“信安云”被用于识别宗教关键词与社群关系链。这意味着，信仰生活已被纳入“政治安全算法”的范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数字化镇压”：它不再通过警察直接盯人，而是用算法提前判断谁“可能成为组织者”；不再通过政治口号灌输，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消除“社会连结”；它使得宗教信仰从“异端”变成“数据风险”。锡安教会事件，是技术极权在宗教领域的第一次全面试运行。

 

中共通过这一波行动，意在清除或削弱那些已经具备跨地域传播能力、网络动员能力、凝聚力较强的教会。它们被作为“高风险个体”整肃后，全国范围内其他较小、未扩展、传播弱的教会自然面临更大的治理压力。行动表面上是宗教打压，实质上是统治结构的再生产，中共的核心战略意图并非清除宗教，而是重建社会忠诚结构。

 

过去中共的治理依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意识形态认同这三重支柱。如今，前两者已显疲态，只能通过第三者——忠诚机制来维系整体。中共的忠诚必须是单一来源的，一切合法组织、合法信仰、合法舆论，都必须由党认证。锡安教会问题在于它绕开了这种认证体系，不依赖官方宗教管理局，也不在体制框架内寻求生存许可，这就触动了中共统治的底层逻辑，其政治秩序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授权，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共识。

 

因此，这场打击不是出于中共对社会控制的恐慌，而是出于再政治化社会的战略主动。在经历疫情和经济失控后，政权意识到必须重新收紧社会，防止任何自组织的可能性。教会、NGO、网络社群、民间教育机构，都被视为“社会自治”的潜在温床。在一个极权体制中，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垂直信任”——即向上依附的关系。而教会这种组织恰恰建立在“水平信任”之上，人们因共同信念而团结，不依赖行政命令或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而被视为威胁。极权不能容忍任何独立的信任结构，因为它削弱了中共作为唯一社会控制单位的地位。通过主动打击，迫使民间进一步原子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回到最小单，摧毁了人们的信仰替代品，只留下对权力的膜拜。

 

锡安教会事件不是孤立的宗教迫害，而是中国社会全面收紧的缩影。当权力试图消灭信仰，它真正惧怕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人心中那种拒绝被控制的自由意志。从刘晓波到金明日，中共政权不断重复同一个逻辑——凡是不服从的良心，都是“非法的”；凡是不肯下跪的思想，都必须被消灭。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压迫无法摧毁信仰，只能使它更深地扎根。

 

正如基督教史的铁律：“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