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 #中国律师 权益报告》发布

作者：网络 文章来源：网络

官派律师“占坑”常态化 “刨坟式辩护”剑走偏锋   2025年4月28日，纽约公益机构“中国律师之友”发布了《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该报告系统梳理了2024年度律师在民商事、行政与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权利受损情形，并收录当年发生的典型律师权益个案与民间维护律师权益公共行动。报告以详实案例为基础，揭示当前公权力对律师群体的结构性压制，并提出了系统性改革建议。 该报告的撰写团队包括了两位仍在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三位服务于国际机构的原中国律师、以及两位公益法律机构研究人员。报告指出，2024年是中国律师执业权利继续全面收缩、风险继续上升的一年。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及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成为高风险领域，律师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频繁遭遇骚扰、阻挠、惩戒，甚至被拘留或吊销执照，法律职业的独立性遭到严重挑战。 尤其是，报告观察到，2024年，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的做法已经常态化。 来自广东的公益律师陆妙卿介绍：“‘官派律师’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那些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基本法律保障。但如今，它被司法当局系统性滥用，成为排除敢言律师、压制独立辩护、操控诉讼结果的工具。许多被官方指派的律师占据辩护席位，却并不真正提供有效辩护，而是配合公诉方的诉求，甚至劝诱当事人放弃抗辩。这不仅违反了律师职业伦理，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底线。” 针对司法当局限缩和削弱律师独立辩护权的趋势，律师界仍在极力坚持抗争。2024年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剑走偏锋的“刨坟式辩护”。据曾在北京长期执业的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介绍，“刨坟式”辩护核心策略是针对个案中涉及的滥权的司法人员，公开其不当行为，包括贪腐、学历造假等，以促使其退却。李方平指出：“‘刨坟式辩护’的出现，是律师在常规辩护路径被封堵后的无奈之举。虽然这种策略突破了传统法律抗辩模式，带有激烈的法庭之外的对抗性，但在当前司法环境下，它成为揭露权力滥用、操纵司法、撕开司法遮羞布的一种非主流辩护模式。它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法治环境的恶化和律师生存空间的持续压缩。”  

刑事案件：律师权益重灾区，官派律师“占坑”常态化

报告发现，2024年，律师在代理民商事案件时主要面临五方面的风险，包括来自对方当事人的攻击、被指控与当事人“共同犯罪”或与公司“共同犯罪”、枉法裁判、与法官或法院发生冲突。

报告认为，律师代理行政案件的风险与民商事案件类似，但程序权利更难得到保障，律师难以充分陈述意见。其原因在于，公检法统归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政法委）辖制，面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司法部门天然地具有倾向性。 报告指出，刑事案件是2024年度律师执业权益受侵害的重灾区，报告并且列举了比较突出的侵权现象。 首当其冲的是，2024年“官派律师”制度的滥用现象在多个类型案件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过去主要集中在政治敏感案件，现在，已经蔓延到各种涉黑涉恶案件、纪检监察系统主导案件中。“指定法援”已不再是“补位”制度，而成为“替代”机制，官派律师“占坑式辩护”实际剥夺了嫌疑人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 

所谓“占坑式辩护”，是指官方通过法律援助中心迅速为当事人指定律师，在程序上“锁死”委托窗口、锁定辩护名额，导致亲属聘请的律师无法介入。许多当事人在“被法援”的过程中，既未申请法援，也未放弃委托律师，但其权利在无声中被掠夺。吴敏案、张展案等，皆属此类。从报告所收集的案例来看，“占坑”行为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操作模式越来越娴熟，阻止委托律师介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甚至包括行政骚扰、通讯屏蔽、门禁限制、甚至针对律师本人启动调查或处罚程序。显然，“占坑”做法并非个别法院或检察院的操作失当，而是正被“制度化”地推广。

官派律师制度本应作为最后防线，保障无人辩护者的基本权利。但在现实操作中，它正在被异化为排除独立辩护、削弱抗辩力量的工具。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法援律师甚至公开劝说当事人“不要自己找律师”，成为“维稳代理人”的一环。这种现象使得“辩护”沦为“协助定罪”，令整个法律援助体系面临公信力危机，更对整个刑事辩护制度构成了系统性侵蚀。 除了官派律师“占坑”现象之外，报告还陈述了刑事辩护领域其他的侵犯律师权益现象。包括：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风险高、控辩冲突和辩审冲突导致律师难以正常履职并动辄遭到司法当局的惩戒或报复。

“刨坟式辩护”：无奈中的反抗

2024年，因应“官派律师占坑”现象的进一步泛滥，一种激进且极具象征意义的辩护策略高调浮现——即“刨坟式辩护”。

所谓“刨坟式辩护”，是指律师在面对被剥夺辩护权、司法不公难以正面突破的情况下，追责个案中的滥权者，通过揭发其个人不端行为、学历造假、腐败内幕等非诉讼手段，形同刨坟，迫使其退却或向公众解释。这一策略脱离了传统法律论证的框架，更多地诉诸舆论与道德压力，是一种法律抗争与社会批判的融合体。 张庆方律师在吴敏案中的维权行动是该策略的标志性案例。他不再局限于抗议法援制度的合法性，而是直接指控“占坑”律师与法院院长存在学术造假与职业操守问题，并借助媒体、网络与公开信方式引发广泛关注。虽然此举最终导致其被吊销执照，但其激烈行动所引发的社会震动，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现行制度的正当性表象。 

“刨坟式辩护”之所以出现，是对正常辩护路径被封堵的直接回应。在辩护渠道被削弱、法庭权利遭漠视、行政干预无处不在的背景下，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成为某些律师的最后选项，也反映出司法权力缺乏自我纠偏机制时，律师无奈的剑走偏锋。

对反抗的律师来说，风险和成本更大，对法治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但同时，也是一种绝望中的创造。

建议：系统改进律师权益，辩护工作应公开化、组团化

        在陈述和分析了2024年度律师权益受侵害的状况及律师维权行动的基础上，该报告展望了未来司法环境的变化趋势、探讨了良心犯案件的未来与挑战，对律师权益的系统性改进和律师维权的策略与方法提出了六项呼吁与建议。

        报告呼吁立法部门启动对《刑法》中模糊、弹性罪名的清理，特别是“寻衅滋事罪”，该罪已被广泛滥用于打击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和异议人士，早已偏离刑法打击严重危害行为的立法初衷。废除此类罪名，是恢复法律公正性的必要步骤。        报告建议司法当局保障律师三项核心执业权：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报告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见预约机制、阅卷时限标准和取证风险豁免制度，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维稳优先”逻辑压制辩护权。         报告建议建立“控辩平等”制度，废除“官派律师占坑”潜规则，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凡是嫌疑人或其家属已经合法委托律师的，不得再强行指派法援律师；法援律师不得未经当事人书面同意介入案件；所有指定辩护行为须接受独立第三方监管与司法审查。        报告还建议，对现行律师协会“官办、政控”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真正代表律师利益的行业组织，落实律师对协会人事、经费、规章的民主参与。同时设立律师权利受侵害申诉平台，由独立仲裁人处理律师执业冲突，改变现有“一头热”的行政处罚结构，让律师拥有平等救济的权利。         报告并且建议律师，辩护工作应公开化、组团化，以提高影响、并实现有效自保。报告指出，将案件信息公开，利用舆论关注，往往能有效降低律师个人受到更严重迫害的可能。在非良心犯案件中，律师可以组团合作进行辩护。团队作战不仅能分散执业风险，还能扩大案件的影响力，提高辩护的成功率。         报告还建议律师，从心理和法律层面支持当事人家属。律师应深入了解自己当事人家属的心态、理解家属的困惑，消除家属的恐惧和畏难情绪、并帮助家属增强法律能力和心理韧性，从而使得家属能够密切配合、支持律师，并且力所能及地采取依法维权的行动，推动案件公开化、透明化。如此，才更有可能打破司法部门的封闭壁垒、更有可能使得律师的辩护工作不被公权力干扰、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