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运动网2020年1月17日：突然听到弟弟玮平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我的头就像炸了一样，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父母亲年迈身体不好，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作为家里的大姐，平时在工厂上班比较忙，和弟弟的联系很少。知道玮平被抓的消息后我一整晚都睡不着，玮平的样子时时出现在我眼前。玮平从小聪明好学，懂事，孝敬父母，甚至对两姐姐都很照顾，他做事很有原则，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会被带走？而且警方还一问三不知？
我记得玮平因为帮人打官司，有很多报纸登过他的事迹。玮平也多次给我讲他做过的案子，刚开始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他给一些弱势群体打官司，玮平就耐心的给我讲他为什么帮助这些人。他说，比如有人生病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生病就断了他的生路，有人有不同的性取向，这只是生理结构不同，他们同样是公民，同样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有的公司太大了，店大就欺客，起诉它是要提醒它们，应当保持对顾客的尊重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我慢慢理解玮平的想法，但也隐隐担忧他这种投入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可能会有麻烦。
翻看玮平的朋友圈，看到这篇我生日时玮平写我的文章（附在后面），感觉昨天他还对在我说生日快乐，片刻之间他就身陷囹圄，做姐姐的我却无能为力为他做点什么。
已经几天了，父母心急如焚，整日以泪洗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事实上，我们全家这几天都度日如年，我不明白的是警方将人带走总得有个缘由，总得让家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现在关在哪里，罪名是什么？现在警方居然一问三不知？法律允许这样吗？真是有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
玮平时常告诉我要相信法律，中国的法律一直在进步，但是现在我却疑虑重重，是玮平说错了吗？还是法治真的退步了？按理说现在的社会，法治进步了，文明程度提高了，又提倡和谐社会，凭我对玮平的了解，他不至于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凭老父亲的亲身经历和严厉的教育，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善良有爱心。到年关了，老人希望早点见到儿子，我们全家都等待玮平回家团圆。
做为玮平的姐姐，我想问：抓人的警方能一问三不知吗？
附弟弟玮平祝我生日的文章。
只要有一个女人（三）
文/常玮平 律师
前天大姐生日。也是姑姑在微信群里说起，才知道。老人一旦学会上网，比小孩还成瘾，整天各种养生秘诀、心灵鸡汤。什么今天是中国移动老总生日，转发10个群看你手机帐户，什么吃这个东西不得癌症，几十年我们竟然不知。他们口口说着老了记性不行，后辈的生日，却记得清楚。
大姐是见过爷的，也被舅爷用马车拉着去过当时看来凤翔县城南遥远的太尉村。我出生时，爷已去世。等我记事，舅爷去世的酒席我也被带去过，饭菜特别难吃。总之，相比我和二姐，她有更多一些起承的经历，多数时候，也当然担当庇护所的角色。
大姐比我大六、七岁。那时农村没幼儿园，上完学前班就是一年级，她大抵起到了早教老师的作用。她教我识数识字。我后来学拼音，对字母不陌生。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看书，家里又没什么好看，连大姐的体育书都被我字字句句看了好几遍。她曾得奖拿回来一个英汉词典，可能受益于此，我英语还不错。
小学的某一天，突然听说，大姐不念高中了。爸说，你姐学不进去。那时能念高中并不容易，至少之前学习挺好的。我后来也上了凤中，学习也“不怎么好”了。后来我想，全县学生汇聚，她可能没初中学得好了，不念书的主因却可能是贫穷。
那时也没什么打工挣钱的渠道，全靠“土中生白玉、地内产黄金”，还要交公粮、农业税、辣椒特产税、县乡两级统筹款，层层盘剥之后，供给三个孩子，压力确实大。除此之外，跟她是女孩应该也有关。那些年“卖女”市场供需尚算平衡，彩礼没多钱，且基本用作嫁妆，而“女儿家面目朝外”，总归要嫁人，吃力八道的给“别人家”供给个大学生，真不“划算”。
或是大姐疏解了家庭的压力，或是爸旋即后悔，不想让我们重蹈覆辙。后来二姐上了师范，当了老师。我也念了大学。才知，上大学可以贷款，贫困生有各种照顾，花销并不一定大。只是无论如何，大姐就此辍学。我长大后，以此指责父亲，他是失语的。从来说一不二的他，何曾如此示弱。我也就不忍继续进攻。上天给每个人都预备一些晕头转向的时刻，用以作出悔之晚矣的决定。姐姐辍学这事儿，一声叹息之后，渐就成了家里不好提起的隐晦话题。
姐先去帮姑姑卖面皮，后来爸因为秉公不愿给某个村民类似低保的待遇，被持刀到家寻仇砍伤。那样的暴力画面，记忆犹新。爸从此心灰意冷，从许多年的村支书位上退下，结束了最底层的“官僚”之路。他后来在县城西关办了个叫“大华”的灯具店，大姐理所当然的成了营业员。似乎也在那时，家里出现了《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书。
我上初二，大姐嫁人。大姐性烈。姐夫脾气却好，那时候也就20上下，待人接物，颇为老成，想想现在的杀马特小孩，他真有超出其年龄的沉稳。这种互补搭配可能是他们家庭合睦的重要原因。后来外甥出生，现在都已上大学。她又在放开二胎前很有主见的生了侄女。大事上，她从来都是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风格。
姐毕竟受过高中教育，和农村妇女多专事生育家务不同，她从没放弃工作的权利。先在凤翔县奶粉厂当会计，干得很出色。后来在县城逐渐有了点儿厂子，她在承接西凤酒厂包装盒外包的公司上班。后来厂子濒临破产拖欠工资，她联络工友一起仲裁、诉讼，我责无旁贷的代理。她们要回了工资，我也收到了律师费。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小case，可律师生涯中，最有面子的时刻，莫过于那个从小被罩着的小弟，终于可以用他所学所长，回报姐姐，伸张正义。
去年外甥上大学了。我说一起聚聚，去她工作的服装厂接她。一直等到七点多才下班。机器轰鸣，耳朵会被吵聋。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工作的场地，有些惊讶和难过。我曾劝她要打工去外地，毕竟赚的多。她说外甥女没人照顾，姐夫孝顺也不愿离家。今年开春，姐夫来，说要跟人去江西给住宅装消防设施。姐夫是个孝子，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殊为不易。喝了点酒，回去不舒服，医生建议住院，他以要外出推诿。似乎，外甥挺进松江大学城，他们终于要去做一个城乡流动的挑战，而这绝然会冲击他们宁静了几十年的价值观。
我从不羡慕住在水泥森林里的城里人，也不觉得大姐和姐夫固守家乡有什么不好。钱多钱少，在各自可以推移的世界里，毕竟衣食无忧，其实差别不大。重要的，都能保守人类的尊严担当，更加随心自由。但我有时总还是为她不平。以她的干练，人生当有更大的境地，不必人到中年，才又不得不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只要有一个女人，因无法自主选择与其天赋相匹配的教育而不得不艰辛劳作，则必有一个男人，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弥补人类智能被浪费后的收入不足。
我希望我可以不活得浑浑噩噩，但不改明年还可能忙中忘掉大姐的生日。那就在还记得的时候说一声：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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