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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不满19岁的包卓轩在经历了被摄像头和保安人员两年的全天候监视之后，获准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求学。图为他离开前，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妈妈王宇、爸爸包龙军在一起。（本人提供）
洛杉矶 —
不久前，在709律师抓捕案中第一个被捕的王宇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王宇因为承担律师天经地义的职责而一度身陷囹圄，更使得她的儿子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到监控和暴力的折磨。
包卓轩目前在加州一个社区学院就读。图为加州西洛杉矶社区学院资料照。（参考图，来源于西洛杉矶社区学院网页）
包卓轩是王宇和维权人士包龙军的独子。他2015年16岁时，因为护照被没收并失去自由，在朋友帮助下试图逃离中国，但是行动失败；后来父母向政府作出妥协，为他赢得准许出国的机会。他首先前往澳大利亚求学，后在不满21周岁时从澳大利亚前来美国，期待拥抱身心自由。包卓轩目前落脚在美国加州，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就读，等待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他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导致封城之前，包卓轩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关时，宣布寻求政治庇护。图为洛杉矶国际机场2019年8月24日资料照。（美国之音雨舟）
美国之音：您说被国保7天24小时轮班监控了两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包卓轩：那是我16岁时父母都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的，就是2015年709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那时，政府把我送到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小姨的居住地，而且她们俩互相住得很近。一开始政府并没有对我严加看管，但是我试图逃跑出境之后，他们把我抓回去，便开始了后来不间断的监控。
2015年709事件发生后，包卓轩被辗转送到乌兰浩特的亲戚家，就读乌兰浩特市一中。（资料照，乌兰浩特市一中网页）
从那以后，我仍然被允许在乌兰浩特市一中上学。为了看住我，他们在学校厕所以外的所有地方都装了摄像头，包括教室、走廊、操场、饭堂，其中教室里有三个摄像头，外面的就数不清了。监控的人在一个房间轮班盯着我。那个房间我也进去过，里面有所有摄像头的摄像。他们对我说，不管我做些什么，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到。一根铅笔掉地上，我弯下身捡起来，他们都了如指掌。这样的待遇一开始招来同学的白眼，他们都知道，突然安装那么多摄像头都是针对我。而且，我的情况也被新闻报道了，当然是中共的说辞。那两年，我根本不可能安心学习。好在学校老师们还比较朴实，相对照顾我，没有对我提出过不合理的要求。
我上下学、平时出门进门，都固定有两个国保在我左右“护驾”。他们开始是身着警服的，在我的要求下才改穿了便服。这些还不算。由于我在外祖母和小姨家换着住，她们两家对面原来的正常邻居都被迁走，改为国保入住，方便对两家实施24小时监控。虽然屋子里面没有看到他们安装摄像头之类的，但是，每次只要我跟父母的某位朋友打电话，他们马上就知道，立刻会来找我盘问。
我一直也不明白，即便我逃跑过一次，如果第二次逃跑，他们第二次再把我抓回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财力、人力和物力，每天雇一个班的警力来看住我这么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美国之音：您那次的逃跑事件过程如何？当时有怎样的心理活动？
包卓轩：709大抓捕之后，我最终被政府送到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外祖母那里。他们可能认为，那个遥远的小地方便于对我进行管理，外界也不容易接触到我，所以并没有把我看得太严。而且，我的护照也在709期间被没收，理论上没有可能离境。
一天，我熟悉的父母的朋友在社交媒体“电报”里告诉我，可能过几天会见一面。后来，他们的两位朋友出现在乌兰浩特我的面前。他们把我带出家门，在一片无人的地方，问了我几句话，就是愿不愿意到美国念书之类的，我说愿意。然后，他们跟我约定一个时间，让我在十一放假期间的某一天，打个出租车到机场，他们会接应；除了带一点现金，其他都不用带，包括书包、身份证件等；我可以跟外祖母交待一下，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那天我离开之前，跟外祖母说，父母的朋友可能要带我走，到别地方去念书。她似乎马上明白了这个意思。
我顺利到达机场，这两位朋友接应了我，给了我一个假身份证。他们胸有成竹，和我一起飞到了云南，然后开车往南走。我们一路开过中缅边境线，看到边境也没什么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是偷渡进入缅甸，然后将在人蛇帮助下经陆路偷渡到泰国。有人会在泰国用飞机把我送到美国。不过，更详细的细节他们并没有告诉我。
(记者注：《纽约时报》报道，当时在泰国等待，准备把包卓轩带往美国的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始人之一周锋锁。)
2015年10·1放假期间，护照被没收的包卓轩在父母朋友帮助下，偷渡进入缅甸，试图取道泰国前往美国。图为中缅边境资料照。（来自网络）
我知道是偷渡后确实很害怕，但是也不能反悔了，来不及后退。我们停在缅甸边境城市猛拉，在那里的一个酒店住下，后来为了安全，还换了酒店待了几天。本来计划在缅甸只待一天就离开，但事情不如我们所愿，蛇头拖延了时间。后来，我们三家人就被一些人逮捕了，那些人说普通话。
后来回想，两位朋友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连在电报上都没有跟我说任何细节。我觉得，就算政府要监视的话，也是以我为监视重点，而不是他们两人，并不会知道谁会把我带走。而政府只用了几天时间就知道是谁把我带到哪里了，至今我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也不知道。(记者注：维权网说，中国政府潜藏在缅甸的眼线发现了包卓轩；勐拉当地的华侨和民间人士后来了解到，当地旅游局的局长是中国政府派去的内应。)
我们被抓后，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事实，因为两位朋友没有过多透露细节。毕竟我很小，很恐慌。当时，我已经有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了，我会坐立不安、惶恐、担忧、怀疑，加上我还很害怕。(记者注：《洛杉矶时报》说，警察用棍子打他，威胁要打死他，说“就算打死你，把你扔到这里的荒郊野外，也不会有人管的。谁也找不到你的尸体”。警察审问他，指控他受到“外国势力”支持。他们经常半夜一点把他叫起来审问，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字。)
那些人给我做笔录，但笔录上面写的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们就打我，于是我签了。被抓回中国先软禁了几天，再被送回内蒙。从那以后， 24小时监控就开始了。
美国之音：709事件中你经历了什么？
包卓轩：2015年7月9日那天，我父亲带着我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准备一路护送我到澳大利亚念书。我的护照、签证和入学手续都是齐全的。在机场，一群人突然冲上来把我们摁住，我们被反绑双手带了出去。从此，我就和父母分别了两年多。
2015年709那天，包卓轩和爸爸包龙军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飞往澳大利亚，被有关人员逮捕。图为首都国际机场资料照。（来自维基百科）
我那天被抓后，被单独软禁了几天。开始他们没有对我动粗，因为抓捕不是针对我，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软禁期间我想逃跑，毕竟还小，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于是遭到他们殴打。我被先送到天津我爷爷奶奶的家里。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妈妈是当天在家里被他们抓走的。(记者注：维权网报道，包卓轩被单独关押了40个小时，二十多个小时没有进食。他的姑姑从天津来接他时，他被告知护照没收、北京的家不可以回，不能见任何人，包括记者和他父母的朋友，不能给父母请律师等。《洛杉矶时报》说，当天，包卓轩的妈妈王宇独自在家，等待丈夫和儿子顺利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消息。屋里突然断电，10多名男子用电钻强行钻开她家的门，冲进去把她推到在地，戴上手铐，用一只套子罩住了她的头。)
因为刚结束软禁重获自由，我在爷爷奶奶家开始疯狂地给父母的朋友打电话，找了一大堆他们的律师朋友，才意识到可能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发现很多律师的电话都打不通，原来都被捕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709事件。
大概知道我给人打电话，可能会有很多人来跟我接触，他们也许觉得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不便于管理，所以，不久后就把我带出天津送到了内蒙。后来就发生了前面那些事情。
美国之音：您怎么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和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您有没有后悔离开父母来到外国？
包卓轩：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我直接灌输过对中共的定义和判断。他们会让我看具体案例，比方谁家被强拆了，上访被警察打了；新疆的被送到集中营，受到怎样的迫害等等。他们从来不说教，只是顺手给我看一些实例，让我用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去判断。
我们家里也会使用翻墙软件，我会上外网，看外边的说法。对比之下，我发现中国的人权现状确实很不堪，中共一些做法令人不齿。
有时候，我倒是觉得，作为父母，还不如直接明了地给孩子灌输一些政治上的是非，因为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自己悟到这些是非，从而轻而易举走出中共的思维模式。
我感到很对不起父母。他们无论什么折磨和虐待都不会妥协，但是，我是他们的软肋。央视认罪99%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共拿我做交换。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因为酷刑，也不会因为别的原因退让。我后来能离开中国到澳洲，是因为父母做出了重大牺牲，向中共做了很多妥协。而父母也觉得很对不起我，他们总这么说。实际上，我认为，他们的事业高于我一个简单的个体。
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可以留在外国的，却每次都回到中国，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人权事业坚持下去。他们的职业精神就是如此，愿意牺牲自己换取人权的实现。那次父亲送我去澳洲后还会回到中国，但是，中共可能以为他要逃往国外。
但是，我父母的立场和做法其实国内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普通百姓都会想，很多事情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干嘛一定冒这么大风险去对着干？
现在，我在美国虽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却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我不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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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并期待您在生活与学业上都如愿以偿，在自由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