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在德国与中共唱对台戏

作者:徐沛

  

2005年胡锦涛出访前夕,在德的国际组织就行动起来,其中一个题为《无耻地带》的巨型露天图片展最引人注目。一系列悬挂在巨大的象征监狱的铁栅栏上的巨型图片无声地控诉著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国家奴役人民,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那一张示中共迫害僧侣,“六四”屠杀爱国学生,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巨型图片让人触目惊心!《无耻地带》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也到科隆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展出了两天。我听说后特意去当了半天义务解说员,因为我希望观众明白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是个用暴力、谎言和特工在大陆颠覆了民国的马列匪党,完全违背文化(儒释道)……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便以此为动力进一步向德国各界宣讲中共暴政的虚伪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尤其是《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流亡德国的大陆仁人志士都和我一样各尽所能地继续曝光中共罪恶,推动中国民运。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也联合起来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酷刑展来抗议中共污蔑和迫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功。

德国的主流媒体则发表对一位德中人质外交的受益人的专访。他因在天安门示威,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中共当精神病人迫害了长达13年之久。2005年夏天,该异议者在国际压力,尤其是德国政府的介入下获释并随即被押送上飞往德国的班机。他是中共学习斯大林,把异议人士当精神病患虐待的人证。而迫害他的安康医院将象秦城监狱一样成为中共罪恶的物证。

11月9日正值柏林墙被推翻的第16周年纪念日,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柏林墙博物馆、民阵和欧洲大纪元时报出版社联合举办“中国未来发展国际研讨会”,而在胡锦涛11月10日抵达柏林时,迎接他的则是一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声援五百万勇士退出中共大游行和30个左右的抗议活动。

施罗德虽还是总理,但见利忘义的亲共派的大势已去,无法象江泽民到德国时一样满足独裁者不想看,不想听抗议人群的愿望。所以,胡锦涛这次虽携带高额订单仍必须到处面对抗议人群的口号和横幅。与此同时,德国总统科勒,下任总理默克尔和北威州州长陆特格斯都在欢迎词中客气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权、民主自由的关注。州长甚至还引用孟子的话来证明人的尊严与生俱来,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就是说他们都在胡锦涛面前呼吁尊重人权和政治自由。

我无暇赶去柏林,但胡锦涛到北威州首府杜塞道夫时,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前去参加抗议活动。

杜塞道夫和科隆相距三、四十公里,据称是两大劲敌,对此我至今没有感觉,虽然我在这两地分别住了7年和9年,或许是因为我在莱茵河边的两大城市里都如鱼得水。

面对被操纵的留德华人

听说胡锦涛到杜塞道夫住希尔顿宾馆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城边的一幢高楼,然而当我前去宾馆时,还没见到那栋楼,就目睹一群拿着统一的小红旗的大陆人和手持各式各样的标语、横幅的东西方法轮功学员对立在一条几无行人和车辆来往的街道两边,准备迎接胡锦涛的到来,顿时我明白选择希尔顿的一大好处是便于隔离和警卫。

我先问候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临时负责人透露德国警方顶住中共官员威胁胡锦涛会中断访问的压力而让他们与用大旅游车拉来欢迎的人群一起恭候胡锦涛的到来。可惜在机场则只准欢迎人群出现。我本想趁机与手持小红旗的学生交流交流,但我每次说完,“我叫徐沛……”就立即有人前来阻止。最后一次,我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受欢迎”,他说,我们可以问,于是他便挨个儿问站在附近的学生,结果不出他所料,全部都答“不欢迎”。这一幕让我想起中共人大代表的全部举手赞成,于是,我笑着离开这些身在德国却还受中共操纵的学生。

后来监控人不见了,我又作了几次努力,但几无成效。有一位自己承认他是愤青,声称了解“你们”,然后滔滔不绝;听一位对同伴说法轮功创始人没有文凭,不可信时,我走过去表示我有博士文凭,他则说,我信法轮功,所以就不可信了;最好笑的一次是我说完“我叫徐沛……”后,一个学生回答说“关我什么事”。

我没有本事用中文和这类大陆人交流,便回过头来用德文与警察交谈,欣慰地发现我与德国警察交流起来畅通无阻,并很快了解到,胡锦涛已改道进入宾馆了!

就是说拉来的欢迎人群和我们都在冷风冷雨中白等了半天,而欢迎的人群此时正在一个手拿扩音器的愤青的领导下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正想给他们鼓掌,愤青又带头喊起了反法轮功的口号,于是我走过去,等他休息时对欢迎的人群说,“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人群中有人发笑,但没人反驳,队伍开始松散,毕竟早已过了午餐时间。

法轮功学员获知我们白等了后,不仅不惊讶,还表示要坚持下去,直到前去参加2点开始的游行。于是,我继续去找警察交谈。法轮功学员没有白坚持,在欢迎人群散后不久,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人摄像,我上前询问获知是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工作人员。难怪这次在德国媒体的为数不多的对胡锦涛来访的报道中几乎无一不提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

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到火车站准备游行时,正赶上附近中文学校开课,于是我接二连三地碰到接送孩子上中文课的熟人,其中有几位已多年没有联系。等我脱身时,一个小时已过。我独自前往游行终点—市政府旁、莱茵河边的一个广场,那儿还有个集会,我用德文发表了题为《德国历史上的白玫瑰现在盛开在中国》的演讲。

向德国人学会反共抗暴

在演讲里我简明扼要地把前东德、西德与现在的大陆、台湾相提并论,并指出“六四”屠杀后的大陆在外来资本支持下已膨胀成纳粹中国,它不仅在践踏中国人的人权,更在威胁著全世界。中共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是中国百姓苦难的根源,我们已经觉醒,认识到只有摆脱共产党,中国才可能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我呼吁德国人民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继续被它利诱,应该支持中国人民的反迫害运动……

这本来是我想趁胡锦涛访德之际为曾采访过我的德国西部电台撰写的一篇广播稿,可惜向我约过稿的节目主持人却表示法国巴黎的骚乱比胡锦涛到来值得一提。事实上,胡锦涛的到来确实不为德国媒体重视,多半都一笔代过,并且几无好评。德国电视一台(ARD)就差点没有直接表示不欢迎“暴君”!我也从与警察的交谈中获知胡锦涛远不如美国总统受到的警戒程度高。

毫无疑问,也有欢迎“暴君”的德国人,比如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冯必乐。是他出面在柏林举行晚宴招待胡锦涛。而我觉得冯必乐可能象一系列汉学者一样是因为热爱中国,而上了中共的当。至少从胡锦涛在晚会上的讲演,这也是胡这次在德国做的最长的一次讲演来看,胡锦涛向欢迎他的德国人隐瞒了他正在中国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相反,却在讲演中竭力推崇中国文化。他不仅透露“中国的炼丹术对德国的化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表示“莱布尼茨歌德也很推崇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他声称“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就是说,他用中国文化和被绑架的人民作为诱饵,让冯必乐们上当受骗。他还接着宣称“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

我是在中共媒体上读到胡锦涛这篇题目为《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讲演,德国媒体没登也没提,否则,这篇讲演可供我用来揭露中共的虚伪。

有两位这次见过胡锦涛的大陆人对我表示,胡锦涛不错,比江泽民好,可我不以为然,要知清水君(黄金秋)当初就是怀抱对胡温新政的幻想学成归国,从此身陷中共大牢。这位爱国爱民,但不爱共的同行也成了数十位狱中作家的一员,见证著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对独立知识人的迫害,而我则认定中共是披着羊皮的狼,决心以流亡作家的身份与胡锦涛唱对台戏,直到中共瓦解。

2005年11月首发

我笔写我心

20005年11月科隆就已下了第一场雪。

2001年,乐不思蜀的我在寒冷中突发乡思病,于是临时决定海归。当我在香港下飞机时,迎面扑来的暖风让我幻想从此过上温暖的冬天。然而,我只在等地呆了两个月就急忙打道回德国,一点不留念深圳的温暖。而在深圳当了十几年白领的女友后来也甘愿嫁到比德国还冷的英国。她爸爸不满女儿嫁给异族,便一口咬定是受了我的影响,无视我自己是快乐的单身女的事实。

2005年科隆下第一场雪时难免想起深圳,是因为我刚从第二位网友处获知深圳的恶行。当年我觉得深圳不可爱,主要是个人的观感。比如一天早晨我来了跑步的兴致,可是跑到住地附近的一个公园前,却被看门人拦住不放行。他要我买门票,我哪里会想到跑步时带钱,便跟他说,让我今天先跑,明天跑时一并给他,然而他不答应。诸如此类的深圳特色实在让我难以适应。我在西欧各国都曾随兴早起去公园晨跑,从未败兴而归,我甚至有在商店买东西钱不够,先拿货走人,事后再给钱的经历。幸好我还不知深圳的盖世太保其时已逼走了经济学家何清涟,后来又逮捕了几位独立作家,现在则严密监视著各方仁人志士。据说,他们的邮箱全部都被人监控不说,很多邮件不等过目就不翼而飞……

我佩服所有身在“党天下”,却不乏独立见解并勇于针砭时弊的同行,虽然他们与我对中医等的看法相左。我一上网就发现不少五十年代生人都象中共偶像鲁迅一样否认中华传统,究其原因是他们从小就受中共毒化而无缘接触中华文化的结果。他们经历过文革,而我文革才生。也因此我发现他们把中共的罪恶与中华的文化混为一谈加以否认,因为否定文革,而否定中共笔杆子滥用过的语言。并似乎不知正邪不两立的传统智慧。

比如,当我乐见颇懂中医,但不明中共的李土生撰文反驳以打人著称的何祚庥、和方舟子时,赵达功却挺身而出。针对李土生所说“著名的数典忘祖的‘伪科学家’何祚庥、小混混司马南、政治身份可疑的方舟子等一小撮狂妄之徒,处处以‘反伪斗士’、‘打假英雄’自我标榜,自我陶醉,口口声声扬言要‘打倒中医、打倒针灸’,其理由是,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中医药没有科学依据,不符合生物学的理论。”赵达功表示他坚决反对使用“打倒”、“数典忘祖”、“小混混”、“一小撮”、“狂妄之徒”等文革语言……

而我赞同李土生对何、司、方的刻画。难道赵达功不知他们三个是中共用来打人的棍子?既是名符其实的“三恶棍”,为何不能用相应的文字加以描述?

赵达功似乎忘了五四狂人比如鲁迅如何刻意“打倒孔家店”,也未认识到中共如何系统地破坏中华传统,所以声称“中华传统很多都自己倒下了,并没有人去刻意‘打倒’”。

而李土生则不知中共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中医的罪魁祸首,还引用中共党魁的话来证明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但确实如他所说,“20世纪80年代,中医开始走向世界,先是针灸热,然后是中医热,中药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赵达功则西化到了用西医来否定中医的地步,因为他认为“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发明以来,才把医学变成科学。”而《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作为中医的经典对他来说不是科学!好在西方却有不少医学家把中医当东方科学在研究和教学。在德国,中医越来越吃香,我则可吹嘘中医、太极在德国逐渐家喻户晓有我的一份功劳。2002年,我在深圳接触法轮功学员后,便开始宣扬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与中医、太极一样都属让我大获其益的中华传统。

遗憾的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大陆的中医院如赵达功所言不过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而大陆同胞则会因象我一样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我身为作家岂能熟视无睹,当然会猛烈抨击中共!

于是,有人也象赵达功一样联想到“文革”语言,而忽视了我正好是“文革”的对立面。我是在用力把中共颠倒的黑白重新摆正。立场鲜明,观点分明是我的个性,也是我的文风。自从“六四”屠杀让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后,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作家,并以此为荣。有读者认为不该用私生活来批判马克思、鲁迅,可我向来以为一个人的生活作风最能表现他的人品和水平。我揭露的都是事实,又怎能算“人身攻击”?我笔写我心,我不会也不可能为了顾及他人的看法改变我的文风。既然我认为高秀敏、任长霞等恶贯满盈、遭了恶报,那么,就会把我的认识公诸于众,警戒世人。善恶必报,本是常识,谁不相信,我也无法,因此骂我,那就请便!

不过,我真心想用我的笔告知赵达功等大陆同行:中医非但没有倒下,相反正在复兴,而我的文章则好比苦口的中药!

2005年11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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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