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为什么没有查办武汉官员?

爆发新型以后,中共为什么没有重演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的脚本,查办地方官员以安抚民意?时评人长平认为,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

中国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人民,已经磨练出顽强的忍耐意志以及各种生存策略。这一次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愿意再一次重复中国式救灾模式的人们,发现对官方的期待有些不灵了。和”新型冠状病毒”一起发生的,是”新型官状病毒”,而且后者的变异速度更快。

这个主流的救灾模式原本是这样的:疫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发生抓捕”造谣者”、掩盖等事情,由此导致地方疫情升级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灾难,民怨沸腾。沸腾的民怨并不期待由此改变体制,反而主动压制批评体制的声音,呼吁”救人要紧”、”不要添乱”。不仅如此,它还期待官方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官员们一改平时的官僚和无能,以民为本,展现出技术精英的专长;领导人迅速达到现场,感动等待感动的万千百姓;中央雷厉风行,查办失职渎职的地方要员,足以抵消体制的一切罪责。

与此同时,看到希望的民间社会充分动员,大爱无疆,互助互救,谱写出一曲曲和谐社会的赞歌。最后,官方宣告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又一次赢得了战胜困难的人民战争,同时挫败了西方反华势力借机唱衰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当然,官方不会忘记用一纸文件,将民间募捐全部收归己有。

主流舆论期待落空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抓捕8名发布消息人士,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直到今年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批示之后,官方从无所作为转变为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疫情,体现为各地封城和挖路。封城之前没有任何物资供应、医疗增援的准备,患者和潜在的患者成为被无情扔弃的”代价”,医护人员成为赤膊上阵攻打病毒的”人肉炸弹”。

让主流舆论期待落空的是,除了发布官方严格控制的募捐信息之外,中国没有允许更多民间救助通道,大爱姓党,维稳如常。官员和武警的防护设备强过医护人员,几年来被摧毁殆尽的社会并没有看到借助特殊时期死灰复燃的机会。

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姗姗来迟的湖北省政府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终于在1月26日举行,却变成了官方形象的”大型车祸现场”。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

在发布会上,湖北省长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只到18亿只再到108万只,完全心中无数,而且心不在焉。而且,省长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武汉市长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网络已经广泛流传,湖北官员已经被撤职查办,中央”钦差大臣”临危受命,重振地方政纲,全面迎战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迄今为止,这是网民按照旧版”官状病毒”传染和防治模式一厢情愿的想象。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免职。

革职以谢天下?

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发声要求武汉换帅。随即,他被要求删除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

1月27日,也就是湖北省政府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次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他回应疫情掩盖批评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掩盖疫情。随后,他还表示,”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处理好。”

也许内地很多民众不知道,去年9月,在香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运动中,在路透社透露的一段录音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到,作为服务”两个主人”的特首,她的政治”非常有限”。她说,”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

人们在争论,到底是谁的罪责更大,是武汉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果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习近平支持了方方的说法。1月28日,他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面带微笑,语气轻松,看不出来他为106人的死亡、数千人的感染和数亿人的困扰感到任何遗憾。对于方方批评的现象,”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习近平显然感到满意,他一再强调,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

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六四”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政府,面临”与国际接轨”的压力,希望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中共希望人们相信,中国没有选票,但是官方同样重视民意;司法机关要听从党的指挥,但是党重视法治;媒体要充当党的喉舌,但是党也需要舆论监督;没有民选总统,但是中央有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没有民主决策机制,但是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上台之后,政策导向变成了”世界与中国接轨”。各种以”世界”命名的大会在中国召开,即便在只有外国人才能看到的社交媒体上,也不允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天灾人祸必然还会发生,但是为了民意查办官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imago/epd)

专栏作者长平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是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习近平表现出目空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别怕,有我在这里兜底!律师可以抓捕,异议人士可以坐牢,藏人可以随他自焚,维吾尔人可以关押百万,民意算什么?只要习大大出门走两步,表现出一点点亲民的作风,黎民百姓就会痛哭流涕。事到如今,他还没有感觉到有此必要。查办官员?那倒是习大大的一大喜好,但唯一的理由是调整权力布局。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清楚地证明,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专制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导致世界性灾难的原因。但是,如果方方是在借罪恶体制为地方官员的罪责辩解,那么只能说明她作为党领导下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十分称职了。专制体制是个人作恶的保护伞,但是并非他们的遮羞布和免死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转自: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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