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将来换将来 与家人决裂的香港抗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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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凯鸣
拘捕的香港示威者。

 

香港 — 

在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运动至今的一年中,香港许多抗争者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24岁的K(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前,她跟及胞姐同住,家中环境不错,没有经济负担,她跟父母关系最好,也最孝顺,直至去年的父亲节。

2019年的父亲节在6月16日,香港二百万人上街,参加了香港民间阵线发起的反修订队伍中,有些人是全家出动。

由至亲变成蟑螂

K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很是钟爱。家中三姊妹,大姐早已结婚组织家庭,二姐跟父母皆认同警察暴力,认为示威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游行结束后,K回到家就受到母亲一顿数落。“从小到大,我在家也是最孝顺的,但妈妈竟然因为我参加游行指责我不孝顺,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

电视新闻每天播放示威画面,家中不能避免争执,K深觉已经没有可能再跟家人同桌吃饭,于是从6月开始,她每晚下班后就外出吃饭,一直等到家人睡觉后才回家。

这种逃避持续了两个月,直至7月21日。“我跟父母说,你们如此希望我被拘捕,又继续支持警察殴打市民,说不定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早晚会在报纸上看见我,或是在灵堂看见我。”当天, K跟家人一同透过电视,看着白衣人在元朗袭击市民的现场直播。看到记者被制服,K当下不禁激动大叫。然而,K的家人冷静地看着荧幕,说示威者是蟑螂,应该打死他们。“政见只是其次,始终大家的人生经验不一样,对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是是非黑白的问题。当陌生人说出如此凉薄的话,你难免会生气。但当如此冷血的是你的家人,你会很难接受照顾你多年的血肉至亲,竟然如此泯灭良知。K在这刻,终于下定决心要搬走。

多年亲情 一朝断绝

下定决心后,K请持相同政见的的大姐帮忙找房子。一天,她回到家中,一声不响便收拾衣物离开,事前没有跟家人提及。有一天,K说,她躺在床上,突然在想,自己长这么大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说:“我的人生一直一帆风顺,本打算工作到某个年纪,存够钱便跟男友买房结婚。但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但说到存钱买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跟K碰面,是今年的母亲节。自从搬出来住后,她连父母的号码也拉黑了。今年的新年,她第一次一个人过。妈妈替她收集红包,透过亲戚转交给她。K发现在红包中间,夹杂了一张出自母亲手笔的字条,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还有祝福语句。想起日渐老去的父母,K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数年我本来希望跟父母变得更加亲密,因为知道父母未必还有很多时间陪伴我们。母亲身体也开始变差,我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孝顺他们。但没想到,去年年头也请妈妈到日本旅游,年中就发生社会运动,让我跟父母断绝联系。”

黎明来到之前的揽炒

反送中运动还没到一周年,上月21日,中国全国却突然公布“港版”。这个突然的变化促使K在相隔数月后再次走上街头。2020年5月24日,香港网民发起 “反恶歌法大游行”。瘦弱的K知道自己在前线未必能帮上忙,则留在较后面的位置支援前线。抗争一年,换来的却是中共更强烈的打压,K说,早已预计会有这一天。“我们常常说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黎明来到之前的夜晚,必然是最黑暗的。我们常常说要揽炒,便预计了会有如此黑暗的一天。真正揽炒,我们才能重生。”

“反送中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觉醒。”一年前,K是一个娇娇女,对她来说,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之后回家吃饭,看看化妆教学影片。一年后,她每天下班就会回到只有大概10坪的套房,看新闻,在社交媒体转发文宣。周未则会外出参与示威。“一年前的我比较政治冷感,认为游行也没有用,为什么仍然要表态?但去年6月,很多香港人走出来守护香港的自由。这让我发现,原来香港人可以这样团结。”

以将来换取将来

“跟很多香港人一样,我只是以将来换取将来。”失去家人,失去人生规划,K说,自己的牺牲也不算是什么。“我现在所谓的牺牲,也只是在换取将来的自由,我认为是值得的。我大可以继续以前简单的生活,但我将失去自由,不可以使用Facebook,不可以谈政治。而且有更多人,他们牺牲的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及前途。”K曾经相信,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到了反修例运动,以至现时的法,她发现香港无论司法、行政、立法,全部正被中共侵害。香港人,已失去选择的权利。

“我们现在应该争取的,只有香港独立。”K本来也只是希望争取五大诉求,直至国安法的出现。“我们之前一齐说要“揽炒”,又说这是香港的“end game”,但我认为,我们的end game现在才刚开始。”K说,当中共如此粗暴地打压,干预香港的《》,令她更加坚决要投入社会运动。“至少我们有努力过,无论香港最后是否独立,在我心中,香港已经独立了。我们是个很团结的民族,有自己的国歌,我们是一群很了不起的人,这件事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印记。作为香港人,我很自豪,也很有信心我们会继续打这场仗。”

“我也怕自己会心软,原谅了父母的话,感觉好像对不起其他同路人”。疫情让香港社会的抗争放慢了速度。跟家人断绝来往的K悄悄拜托老邻居关照父母。本来K也有思考跟父母的关系,但国安法的出现,令她决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抗争活动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本来打算在政治环境不太紧张时,或许可以与父母修补关系。但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并不会完结,假如父母发生什么事而我不在他们身边,我会后悔吗?我会,但要我现在原谅他们,我真的没有办法。”